论叙述视角中虚构世界的聚焦性

聚焦是叙事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外叙事学家无不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任何媒介的叙事,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只能照亮虚构世界中叙述者所聚焦的那部分,而没有被光束照亮的黑暗部分实际上更加广阔。聚焦使得虚构世界的某个侧面获得最大限度的放大和前景化,从而更好地强化叙事中的认知能力、情感共鸣和价值判断。通过细读叙事文本,读者能够感受、认知其中的伦理价值及其意义,引发他们对世界的哲理性思考。     

虚构之美:王小波小说的想象力游戏

作为当代杰出的小说家,王小波对小说文体的游戏元素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并在他创造的文本中穷尽可能追求虚构之美。可以从"变形记:早期作品中的变形游戏"、"想入非非:无趣世界里的发明游戏"、"茫茫黑夜漫游:作者与文本的对话游戏"三个层面解读王小波小说的这一特质:在茫茫黑夜中用讲故事的方式排遣现实的无奈酸涩,他传递出的是一种对生命自由和写作自由的坚守。在这份坚守中,他发现了虚构之美并以此为写作的最高追求。     

创造性阅读理论探微

现代阅读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召唤性结构"。文本中的"召唤性结构"和读者解读过程中的"期待视野"构成了文本解读的前提和动力,成就了文本潜在的意义和探究价值,为创造性阅读提供了理论依据。创造性阅读是文本解读的高级阶段,具有超越读者、超越作者的能动性和创新性。     

论电子政务演进中政府管理制度的同化异化反应

从对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交叉研究中可以发现电子政务演进中政府管理制度新陈代谢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同化反应和异化反应.这两种反应中存在着四种微观反应;同质同化反应、同质异化反应、异质同化反应和异质异化反应.通过这四种微观反应的具体机理和相应政府管理制度创新基本规律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这四种微观反应在政府管理制度创新中的演化关系.     

零度的批评

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 ,它由对文学作品的关注转向了对读者的关注 ,接受批评或读者反应批评成为了取代文本批评的一种新的批评模式。本文认为 ,接受批评理论的提出源自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源自于文学批评想和文学作品“平分秋色”的一种雄心 ;另一方面则源自于批评家对读者的一种理想化设定。其实 ,应该看到 ,不惟 2 0世纪的文学批评想和文学作品“平分秋色” ,历史上也曾有过文学家向文学批评领域拓展的渴望 ;而接受批评所设定的理想读者也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的假设。文章认为 ,由于读者层次和作者层次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 ,读者对文本的批评往往是“情结”的批评 ,而不是“情境”的批评 ,从而就造成了文学批评中的附会和牵强 ,这在文学批评的历史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为此本文提出 ,要提倡一种零度的批评 ,所谓的零度批评就是指批评者在进入批评时要把自我原有的意识、观念或思维模式都搁置起来 ,使自我处于一种零度意识、零度观念的状态 ,以一种纯净的心境走进文本世界 ,其目的就是要还原出文本的原意。     

力场效应与境界生成——兼谈中西文学理论之对接

境界说作为理论体系最能代表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美学特征,这就决定诗人必然要选取和描绘审美意象,借此承载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寄托.诗人的心理情感力场与意象的物理结构力场间是异质同构的关系,接受过程中读者情感与审美意象结构间形成异质同构关系,以此为桥梁,同质同构的心理力场形式在读者与作者间产生了.读者通过审美意象与作者进行穿越时空的交流对话,也实现了境界的生成.中国文学由抒情文学向叙事文学转变后,境界说的理论内涵有进一步阐发的必要,中西文论对接之路也由此敞开.     

论阐释的公共理性

阐释行为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一种理性认知,当这种理性与社会领域的公共性交融而集凝成人的公共理性时,在本质上它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生活中形成的对物质世界进行理性认识的自觉意识;在实践上它是作为基本主体的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体认、忧患与建构的自觉意识。只有在公共理性这个场域,文本的意义才能得到正确判断和理解,阐释才能获取合法性的身份。在人类的阐释行为中,公共理性的目的:一是满足阐释主体的理性认知要求,让其成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共享和公用;二是促进阐释客体达成意义的确定性,限制人们依据自由法则进行的形而上学式的阐释。由于在阐释行为的实践中存在着普遍的误读,阐释的公共理性因而具有范式价值和意义。在获取事实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认知、理解和确证混杂的、异质的、重合的乃至矛盾的文本意义复合体,为促使人们的阐释行为形成真理性的理性认知奠定范式基础。在确证知识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反对虚无主义阐释,建构一种人际间的阐释理解关系,以自身的公共性发现文本的共性,进而形成关于文本公共性的理解和共识的范式路径。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的内部张力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弱势群体基本的人文关怀,但是其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这些张力贯穿在公民教育整个过程中。具体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内部在地方性知识与外来文化之间、异质性取向的民族身份与同质性取向的公民身份之间以及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诉求与政治诉求之间等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     

文学解读中的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

哲学发展滋养了文学研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文学作品解读中存在着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由于主体间性的存在,使得其中也存在着文本间性,主体间性是文学作品解读研究的基础,文本间性是文学作品解读研究的归宿.对文学作品解读中的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呈现的分析,使解读过程中的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有益于读者对作品更加深层的理解.     

"最深奥的真理"与"最虚构的文本"——从柯勒律治到加斯看诗性语言功用的演变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和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威廉·加斯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但都注重于对创作的理论探讨.他们都关注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二者之闻的联系,对诗性语言功用十分推崇.但他们对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关系的理解上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即柯勒律治通过诗歌创作,目的是使读者走向"最深奥的真理";加斯则通过充满诗性语言的小说创作,将读者从通往"最深奥的真理"的幻象转到"最虚构的文本"的现实上来.     

科学对“无”的“思入”及其本体论意义

19世纪末以来,非存在或"无"已成为虚构哲学、模态逻辑、可能世界语义学和本体论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科学对非存在的"思入"既是必然的,又是有用的。人的科学认识过程是一个"有化"与"无化"、去蔽与遮蔽的一体化过程。没有非存在,就没有对象的现实显现,进而不可能有科学认识的开始和现实完成。科学要不断向常识和传统存在观所认定的存在之外的非存在进发。这样做不仅对科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哲学本体论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有可能使我们彻底改变对存在本身的认识,超越传统的以个体中心论为核心的存在观,更深刻地认识到存在的多样式、多级性。     

SPECIAL ISSUE： GLOB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Logic and trends in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文化全球化存在着由一国推行的全球化文化与多国平等商量而确定的全球化文化之双重逻辑,由于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的不平等,前者成为文化全球化过程的强音。要建立自由平等的全球化文化,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改变不公正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全球化文化不是单一的,更不是异质的,它是一体中的多样化或多样中的一体化。     

“不可靠叙述”与“不可叙述”的比较研究

"不可靠叙述"和"不可叙述"都是叙事学的重要概念。两个术语在中文表述上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概念内涵的指涉却完全不同。通过对这两个叙事概念的研究,可以发现:"不可靠叙述"主要研究如何辨别叙述者在文本中的不可靠的叙述内容,以达到对文本更好的审美与阐释。当前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修辞方法、认知方法和试图综合两者的方法。笔者认为,只有综合考虑作者动因、文本信息和读者反应三者的因素,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可靠叙述的问题。"不可叙述"是根据某一特定叙事不能叙述或不值得叙述的事情,它能拓展叙事边界,甚至导致叙事文类的改变。对于"不可叙述"的把握,可以了解叙述性的限度受民族、文化、历史时期、受众及文类的影响,从而更加客观地理解、阐释文本中没有叙述出来的信息。     

虚构的女性爱之神话--有关《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洁的翘楚之作《爱是不能忘记的》 ,虽然由政治性表层深入到伦理的、心理的、人性的境界探讨了女性的真实存在。但从女性视角看 ,作者无非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真爱理想 ,表现在 :一是文本中的婚恋仍然处在意识形态制约之下 ;二是文本中虚构的女性爱情神话只是男性权力文化思维笼罩下的一个隐喻     

从“宁国府”说到“夜郎国”

一部《红楼梦》里,是有一个宁国府的。"谩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可见宁国府在小说中的显赫。然而宁国府也好,荣国府也罢,均为曹雪芹笔下之虚构,如果谁要去对号入座,是要令人瞠目的。但是瞠目之事,终于隋了。有那么一个地方,因为地名也叫"宁国",于是圈地一公里、斥资八千万,拿着一本《红楼梦》依样画葫芦、打造起偌大一座"宁国府"来!     

全球性文学理论研究走势及出路探询

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非学科化已呈现全球化的趋势。通过对欧美现当代文论发展史及其在中国学界的应答的梳理,特别是经过对"作者、文本、世界、读者"四维文学活动世界的逐极探求,我们会发现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在于改造、整合和综合创新。     

政治意图的虚构抑或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乔·诺瓦克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清理

"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已经不能仅仅以"文本"对抗"文本"的方式来反驳,因为论争的双方都能够在经典中寻找到理论支撑。如何走出这种论争的困境,如何真正找出论争的目的,这些问题在乔·诺瓦克那里进行了客观的清理。在他看来,"对立论"思想逻辑的根本之处,是一致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中"共同持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开火。然后他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四个方面给予了佐证。他在整个清理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科学与政治性原则,以此反击"对立论"。这一点,将给"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一个客观的结论,即这种"对立论"并不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而是富有政治意图偏见的虚构。     

本土文化与“文明社会”

西方文明由于对土著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摧毁正引导世界走向终极毁灭,因此需要反思所谓"文明"及其价值。透过充满进化论色彩地认识背后所隐含的逻辑,这种"文明"的历史不过是胜利者的历史和城市文明的历史,以对大自然的异化为前提,而真正的文明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并与之和谐相处。     

偏好与结构——同质婚的形成机制研究

同质婚是指夫妻双方社会人口特征比较相似的婚姻,是社会阶层固化程度的一个反映。使用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不同社会群体选择教育同质婚、职业阶层同质婚和户口同质婚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位居教育层级两端的被访者更可能选择教育同质婚;位居职业阶层底端的被访者更可能选择职业阶层同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被访者,越可能选择非农户口同质婚;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非农户口同质婚。总体而言,婚配模式的选择既体现出了个人偏好与个人理性,同时亦受个人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约束。     

论异型文化之合成品:“竹林七贤”的意蕴与背景

本文在陈寅恪先生观占的基础上，对魏晋文化史中的"竹林七贤"问题重新予以阐释。"竹林七贤"并非有组织的在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名士群体，换言之，这一名目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后人意念虚构的产物．其实际的创造者是在东晋时代深具影响力的名士谢安。就其内蕴而言，它是由天竺佛家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因合成的，其产生与晋人的审美观念、心灵意识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