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梨洲朱舜水关系辨——兼与白砥民先生商榷

明末清初浙江两位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黄梨洲与朱舜水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浙江文化史上的一个谜.汤寿潜、许啸天、梁启超及日本学者今关天彭等,早在三十年代以前就提出过这个棘手的问题,可惜均语焉不详.直到1982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岛田虔次才专门考证了这个问题(见《黄宗羲与朱舜水》,载《人类智慧的遗产》1983年第63号).然而,对梨洲、舜水之关系作出较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和考辨的,还应推宁波师院白砥民先生的《黄宗羲与朱之瑜》(载《宁波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白文).白先生的文章,有许多精辟见解,但也有一些笔者不敢苟同的观点,特提出几点商榷意见,以求指正.     

綦毋潜仕历年代的两点质疑——兼与陈铁民、陶敏先生商榷

《唐才子传校笺》和《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对綦毋潜任宜寿尉、秘书省校书郎之时间的界定,出入较大,且他们的考证有失慎之嫌。本文通过重新解读李颀几首与綦毋潜交游的诗歌,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得出一些新的认识,以此与陈铁民、陶敏两位先生商榷。     

哲学、神学辨--兼与胡孚琛、丛大川等先生商榷

针对目前对于哲学的困惑和对于唯物论的迷惘,论证了哲学作为现象学是以现象为依据的、研究领域具有无所不包性的学科,后虽因"知"的分离而缩减为"知学",但"知"与"知学"并未真正分离,而是相互重叠.笔者论证了必须确认世界本体为物,一切现象是物的现象,象才有一定的义,才能由象认识物、认识世界;人作为物,也必须有物之性.人作为生物,具有生物的生存竞争本能,笔者以此为依据,讨论了人的个体生存与群体生存的相互依存关系,人文学的各个学科即是对于这一关系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研究与探讨而形成的学科.笔者以人的认识历程为依据,探讨了唯物论、唯心论、物心二元论和宗教等的发生、发展、变化问题,论证了只有坚持唯物论才能正确认识世界.     

吕祖谦致陈亮信考释举例——兼与姜书阁先生商榷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南宋两浙东路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他的学术成就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颇大.宋代学者刘宰说:"乾道、淳熙间,东莱先生     

《文心雕龙·辨骚》臆说——兼与张志岳先生商榷

研究《文心雕龙》的人一般都认为自《原道》至《辨骚》五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是总纲。但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论者认为《辨骚》一篇不属于总论部分,而是专论楚辞的,应当属于“文体论”,与《明诗》以下二十篇同列。到底哪一种意见正确呢?当然是前一种正确。有什么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早就作了回答: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五篇作为“文之枢纽”,并没有     

年号探微——兼与史苏苑先生商榷

本文对年号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新看法,认为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史苏苑《年号的起源与变迁》一文有若干可商榷之处。本文认为,年号之始是在汉武帝登基二十几年后而非即位之初;改元之事先秦已有而非西汉方有;帝王改元多有其具体原因及目的而非“政治惯例”;年号出现之后的改元必用新年号而无改元不改号之事;北宋并无“九年一改年号”之事,等等。本文还对年号的择定、年号与纪年等问题作了探讨。     

也谈美、审美与艺术——兼与王祖哲先生商榷

也许是同为高校讲授美学课程的教师的缘故，看到王祖哲先生的《概念分析：快感、美、美感、审美与艺术》一文（下文简称《概念分析》）颇有共鸣。教师不同于一般的美学研究者的地方是每天都要面对学生，每每开课总想把本学科的基本概念讲得尽可能清楚。而尴尬的是美学课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祖哲先生提出的问题也是我曾经思考而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感谢祖哲先生充满思辨力量的精彩论文激发起我重新认真面对这些问题的热情，     

黄世仲生平诸问题再辨--兼与颜廷亮先生商榷

本文对时人有关黄世仲生平事迹研究中的几个错误进行了辨正,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冯子振籍贯考——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

元代著名词曲家冯子振的籍贯共有五种说法,即东海说、攸县说、湘乡说、宁乡说、双峰说,而以"攸县说"最为盛行。然据传世文献及冯子振故居、墓地、后裔等佐证材料,可证冯子振籍贯是湘乡县。     

"借荆州"问题辨误--兼与岳玉玺先生商榷

“借荆州”问题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事件 ,它使孙刘间的同盟关系复杂化 ,导致了荆州争夺战的发生 ,最后以孙吴全据荆州的长江中下游部分而告终。而孙权借荆州与刘备 ,被史学界一致认为是对曹魏的巨大威胁。岳玉玺先生“曹操不忧反喜”的论断是众多观点中独树一帜的新结论 ,本文拟结合史料对这一观点进行分析评价。     

罗隐生平事迹辨正——兼与吴在庆先生商榷

吴在庆先生定罗隐大中十二年(858)初赴举,秋经江陵拜见丞相白敏中,《嘲钟陵妓云英》作于咸通九年(868),都是不对的。罗隐大中十三年(859)由南康取解初赴举,途径江陵拜见丞相白敏中,时为严冬。《嘲钟陵妓云英》作于东归途中的咸通十三年(872)。罗隐二十七岁前隐居读书,并改名“横”为“隐”;广明(880)乱中隐居池州九华山六七年;晚年由“吏隐”而入道。吴在庆先生认为罗隐于乾符二年(875)即隐池州,中和元年(881)离开池州入润州,中和四年(884)曾至成都觅举,也是错误的。     

也谈列锦修辞 ——兼与吴礼权先生商榷

分析《诗经》中的语料,可以发现其中至少有15首诗21处运用了列锦修辞。虽然这些列锦修辞的句式以四言为主,但是形式多样,不少模式被后来文学作品所继承。其它先秦歌谣里面亦出现列锦修辞。列锦的起源与初步建立当为先秦时代。根据谭永祥先生给“列锦”的定义,单个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单独成句算作列锦修辞是不妥当的。根据《诗经》中列锦修辞的数量和模式、《诗经》的来源和作者、《诗经》中某些列锦文本分析,《诗经》中的列锦修辞当为有意为之。     

文学与审美意识形态——兼与童庆炳先生商榷

人们的审美意识(对于"美"、"丑"、"悲"、"喜"等等的意识)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即审美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其它具体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并列位置.文学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全方位"性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形式,是政治、道德、哲学、宗教、审美等意识形态的交汇、出入之所,同时,文学还是非意识形态性的社会意识--科学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是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场.从以上观点来衡量,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具有非科学性,又具有非合理性.     

李商隐开成、会昌之际行迹辨索——兼就江乡之游问题与吴调公先生商榷

关于李商隐江乡之游争论的由来李商隐与刘蕡“黄陵别后春涛隔”的江乡之游发生在哪一年?这已成了今天玉溪生年谱里引起争讼的一桩公案。辩明义山生平中这一段行迹,不只关系诗人此时的交友出处,并且涉及诗人赠、哭刘蕡五首诗的正确系年,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于商隐政治倾向的判断。自清乾隆年间冯浩所著的《玉溪生诗集笺注》首先提出义山在唐武宗开成、会昌之际     

北宋东京皇城、宫城问题考辨——兼与孔庆赞先生商榷

孔庆赞先生在《北宋东京四城制及其对金中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北宋东京的皇城、宫城并非一城，东京由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四重城构成。但据史料，五代时期东京的皇城、宫城实为一城，是对唐汴州节度使衙城的延用。北宋时期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皇城、宫城只是称谓不同，实为一城，现代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论点。     

实践的精神现象学解读——兼与杨春时、苏宏斌先生商榷

实践与实践美学到底是"新"是"后"不应该成为争论的焦点,当代社会实践中精神的缺乏应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实践进行精神现象学解读。精神的本质是实体的自由,是实践中的人向实体的皈依与同一。实践决定和推动着精神由伦理阶段到教化阶段到道德阶段的发展。人的实践有没有精神取决于实践有没有实体的皈依。用实践的精神现象学原理对实践和实践美学中的善("目的")、自由、主体性进行反思,很容易看出当代实践和实践美学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也为实践和实践美学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沈光文三大公案考论——兼与邓孔昭先生商榷

邓孔昭先生《沈光文史事诗事考析》一文所涉及的沈光文来台时间问题、遗民气节问题以及文化史地位问题,堪称沈光文研究中至为关键且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三大公案。以季麒光《蓉洲诗文稿》为依据,分析这三大问题,认为沈光文来台时间为1657年,收录于范志中的《平台湾序》与《东吟社序》均曾被后人改窜,沈光文之遗民气节不容置疑。无论是从作家与台湾的渊源、作品对台湾的书写,还是从对后世文学与文化的深远影响来考量,沈光文都是当之无愧的海东文献初祖、台湾文学始祖。     

元和制举案辨正——兼与岑仲勉、傅璇琮先生商榷

唐宪宗元和三年四月,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应贤良方正制举,被署为上第。但由于他们在对策中直言极谏、指陈时政,触怒当权者,因而考策官被贬遂,牛僧孺等应制举人也受到长期的压制,“久之不调”。这次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和制举案”。 关于这次事件,史籍中记载颇多,但有所歧异,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类说法: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