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国共重庆谈判的背景、基础主题(英文)

重庆谈判就其政治范畴而论,它是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展开的若干次对抗中的一个回合。中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政府的唯一合法地位,并分别决定由国民党接收日占区,为此,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从而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在此条件下,重庆谈判以中共收回联合政府作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作为主题。结果,双方互有胜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试论群体事件舆情管理理念变革与创新

正确认知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既是破解国内政治舆论生态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群体事件舆情管理能力的根本基础。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有些地方政府舆情管理仍然沿用着一种权力维稳的固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众的维权舆论表达诉求,致使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走向对抗,这不仅违背了政府舆情管理的基本原则,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科学认识和妥善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把舆情管理纳入法治轨道,这既是创新地方政府群体事件舆情管理理念的重要基点,也是提高地方政府舆情管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2022年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回顾与前瞻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在2022年既遵循原有传统,又聚焦中国共产党新的实际,注重海外与国内研究的互动,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聚焦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中国共产党引领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抗击新冠疫情、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及优势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果,也形成了新认识。这些认识在深化海外中共研究、引领塑造海外“中共观”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同时这一研究也呈现出新的态势：海外中共研究在引领塑造新时代海外“中共观”方面作用更加突出;海外中共研究进一步深化,研究主题愈加广泛和富有针对性;更加关注当代中国共产党研究,而党史研究继续式微;在中共国际形象塑造中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日益突出;研究中新方法、新技术的运用日益广泛。全面把握研究进展,对于更好地跟踪海外研究、促进研究深化具有积极意义。     

网络时代如何实现官民良性互动——地方党委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热点问题的经验和做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妥善处置各种网络热点事件,对执政党是个新的考验。可喜的是,近年来,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稳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开始重视网络舆情,研究网络舆情热点形成和发展规律,并积累了一些有益和值得推广的经验和做法：面对群众质疑,政府学会倾听;及时公布真相,成为舆论的＂意见领袖＂;迅速采取必要的＂切割＂手段,维护政府公信力;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主动占领舆论阵地;加强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正确引导网络舆情热点等。目前,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日益显现。     

重商主义与美国立国之关系浅析

美国的独立是北美殖民地重商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母国的经济产生了威胁,由此导致了七年战争后英国对殖民地经济与政治政策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直接导致殖民地上层人士对英国的不满,而英国政府政策的失误则直接导致了北美殖民地与母国的分道扬镳.     

2015年中国社会舆情的六大动向及应对

2015年我国社会舆情呈现出六大动向,民众对深化改革、党建、反腐败和对外交往等方面的认可度很高,而在经济下行压力、新老民生问题和思想领域等方面则存在着一些负面的舆情。对此,我们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来应对。     

试论维护社区稳定与安全的舆情疏导功能

维护社区稳定与安全,也就是维护和创造一种和谐稳定安全的社会生活环境和生活空间.从舆情研究的角度来看,社区的稳定与安全是影响舆情的重要因素,维护社区稳定与安全的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舆情疏导功能,对于人民群众来说,维护社区稳定与安全是实现舆情疏导的重要途径.     

突发性群体事件中舆情信息的汇集与分析

“舆情”为研究突发性群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建立健全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这对研究突发性群体事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的舆情汇集工作,不仅要明确获取舆情的基本渠道,还要密切关注在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各个阶段,舆情可能表现出的各种具体形态。在此基础上,采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对舆情信息进行筛选、分析和加工,以辅助相关决策工作。     

舆情变动规律初论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因此,它的基本内容可以理解为民众在社会政治方面的群体心理活动。在本质上,舆情则是民众与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复杂体现。舆情的产生、变化和结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从它的产生看,它是国家管理者“生产”或“管理”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包括各类政策、法规、制度、措施以及领袖形象和社会问题等诸多的复杂内容刺激的直接结果;从它的变化和结束看,舆情是随着刺激它产生的各类社会事项的变化和结束的情况而变动的。但是,舆情作为政治性很强的群体心理活动,它的变化和结束又有着自身复杂多变的规则和轨迹:舆情的主要持有者或主体本身的基本构成和政治素质,都会对他们的群体心理活动的具体情形产生影响;民众对过去的一个社会事项曾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会部分地“残留”在他们对一个新的社会事项的心理反应之中。掌握舆情变动规律,对“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协商民主: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范式

农村基层民主在我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民主传统欠缺,我们理应坚持积极、稳妥、渐进的原则,在进一步发展完善选举民主的同时,积极地引入和规范协商民主,推进农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认真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实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中日双边互动模式:情境与调控

中日双边互动的发展有着定向、评价和控制的阶段性特征.中日相互依存与双边互动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中日关系可能显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和而不同"等情境.理性调控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双边互动的有效模式.     

特派员制度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以安源工运史为中心(1921-1925)

以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研究，多偏重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视角，而较少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形态问题。本文以早期安源工运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并比较特派员李立三和刘少奇二人的工作效果，以此来探究中共早期采用特派员制度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形态。本文认为，李立三利用个人资源开创了安源工运，而作为继任者的刘少奇则未能维系安源工运，表明中共采用的派遣特派员的组织制度的运作效果是引发安源工运兴衰的重要原因。特派员实际的工作效果，既与其个人的地方资源有关，也与其在党内的位置密切相关。对中共早期特派员制度的具体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中共早期发动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早期组织形态的发育和演化。     

宣传和动员在社区舆情疏导实践中的作用

社区居委会以及其它社会组织是实施宣传和动员的组织资源,通常是围绕着社区建设的各项内容进行的。社区居委会舆情疏导工作则是通过宣传和动员,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舆情疏导的,从而形成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综合效应。     

斯大林三阶段论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

斯大林把中国革命分为三个阶段,从第二阶段始则把民族资产阶级排出革命队伍之外,这就严重影响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党内的农民意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是中共产生认识错误的重要原因。重温历史常常是有益处的。     

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应急和预防机制与舆情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舆情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依据舆情变动机制理论,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应急和预防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机制。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关联在于共同围绕着发生机制中的导火索或刺激因素并且都包含着舆情;它们的区别在于,不同阶段的机制有不同的运行方式。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应急和预防的不同阶段,舆情状态是不同的。舆情的状态不仅可以反映群体性突发事件处于的阶段,还可以决定或影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与终止。     

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文明建设

发展和完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规范化将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推进多党合作的前提和保障;进一步优化党际关系模式,完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机制是实现多党合作的关键;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则是发挥多党合作制度优势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舆情传输的基层载体：社区民间组织

做好舆情信息工作,需要不断拓宽舆情报送渠道,丰富舆情传输载体。社区民间组织是为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而举办的,它们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深入社会基层,了解不同居民的社会舆情信息,反映不同群体的观点意见。在为居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社区民间组织的舆情汇集和传输功能逐渐显现,成为舆情传输的基层载体,是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     

中国舆情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本质--兼论与西方古典民主思想的比较

中国的“舆情”说法产生于唐朝,古代舆情思想的核心是顺民心,让民众的情绪和意愿得以表达和实现,要以民为本、体察民情、通达民声、尊重民意。舆情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本质上是与西方古典民主思想存在差异的。     

网络社会意象可视化设计与舆情监控

网络社会意象是指大众在微博、论坛、社交网站等社会化网络中表达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进而形成的社会舆论与思潮,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基于自身利益关系而形成的对社会存在的主观"映射"。由于网络平台的开放性,网络社会意象的形成与发展可谓风起云涌、变动不居。网络社会意象可视化的合理设计,不仅便于洞悉舆情的发生、发展,而且有助于实现舆情的实时监控与疏导。     

王阳明与知行之辩

王阳明的知行学说既是效良知说的逻辑展开；又是以如何效良知为指归的。良知作为本体具有先天性质，故必须把致良知的目标确定为从本然走向明觉，这就不能离开知与行的互动，由此，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这一学说强调行不但是致知（本然之良知）的路径（中介）；也是判断真知的准则（具体存在方式）；而这一学说的目的则是强调德性与德行的统一，这是其"立言宗旨"。但从认识论上讲，知行合一则表现出了销知入行与销行入知的双重倾向，从而使这一学说表现出颇为复杂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