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的理论发展

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和对政治价值的信仰。当代政治认同的研究大致有三种路径,其一是以政治文化作为切入点,其二是以"政治合法性"为背景,其三是建基于"公民身份"理论展开具体研究。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治信任的培育

政治信任是中西方国家及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政治信任的生成同政治参与的程度、政治参与制度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实质性的程序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秉持理性、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公民精神,通过公共协商实现偏好的转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乐观地认为,协商民主能够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协商民主自身的局限,它对政治信任的生成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试论政府公信力的生成基础

政府公信力作为一个政治心理范畴的概念,体现的是政府通过自身的公共行政行为赢得社会公众对其信任、支持与认同的心理状态,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认同。政府公信力的生成有赖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公共规则体系的公正性以及掌握意识形态资源的丰富程度。有效性反映政府满足社会公众公共需求的水平,与政府治理能力和绩效密切相关;规则体系的公正性,要求政府权力的来源与运作遵循一定的程序与规则,涉及到制度创制与运行的公正性和规范性;意识形态资源基础,表明政府公信力的生成离不开从公众的政治信仰、政治价值取向等理念层面获取支持,三者分别构成公信力生成的利益、制度与价值认同基础。其中,利益认同是基础和前提,制度认同是关键,价值认同是核心。     

论公民身份的分歧与整合

公民身份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西方历史上共和主义传统与自由派传统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凸显出了不同的公民观,贡斯当与伯林分别对此进行了"古代人的政治自由"与"现代人的个人自由"以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这样公民身份问题也就在这种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中得以展开。社群主义的崛起虽然实现了政治哲学中心向共同体和成员资格的转变,但同时也强化了公民身份的二元对峙。而晚近以来的"公民资格"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对立的一种超越,它把自由主义对正义的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到一起,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     

公共价值视角下“华创区”建设绩效评价维度

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属于公共项目,具有公共价值的特征。总结"华创区"建设的绩效评价维度,较多地集中于建设过程中的有效性,对参与性、回应性关注不足。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认为:只要使公民增加信任和合法性支持,该项目就会有绩效。因此,宜从社会价值构建、绩效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方面,对项目的绩效设计相应的评价维度。     

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政治信任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心理.在历时态上,政治信任可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形态,它们的根本分野在于政治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整体社会相契合的是传统色彩浓厚的政治人格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是过渡形态的政治信任,其表现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两种形态的政治信任前后相继,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政治信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政治信任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形成的体制才能赢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也使得公权力的运用能以保护公众权利为准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一个"政治信任层级差"心理,也就是层级越高越受到信任,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这一心理既反映了制度规范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政治信任疏离,当然还表现为利益协调过程中政治信任的流失,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信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的可信承诺关键在于需要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二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以及公共性突发事件频繁的现状,一方面要强化执政体制的综合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培育和运用社会权力,用社会对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公民责任：逻辑前提与政治确证

一个健康而有序的公民社会不仅是体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更应该是倡导公民责任的主体性社会。在伦理思想史上,无论是机械决定论还是意志自由论都没能很好地回答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公民责任确立的逻辑前提是公民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公民责任的政治确证,是从政治意义上探讨公民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负担责任,即公民责任的政治合理性、正当性问题。公民责任实质上表现为公民基于权利作为或不作为的自由以及由此而承担的有利或不利的后果。这种对有利或不利后果的负担,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国家或社会对公民的强制,这种强制的正当性,源于国家或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以及公民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二者共同构成了公民责任的基础。     

解读公民文化概念

公民文化是基于公民这一政治概念而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公民文化是一国公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生活及政治现象的总体认识。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合法性不仅指国家制度上的合理性,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更是指一国公民对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的内在认同和信仰。     

政治公正的系统分析与和谐社会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实现政治公正.从"政治体系"理论的视角可将政治公正分解为政治录用公正、政治输入公正、政治转换过程公正、政治输出公正和政治反馈公正,以及作为其扩展的政治价值公正和政治结果公正等环节和部分.从政治公正的系统分析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优化政治系统的国内环境,构建健康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的交互机制;努力实现政治过程公正,合理协调社会利益,妥善解决社会矛盾,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维护政治社会秩序;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崛起战略,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合理有效地发挥政府职能,促进法制化和制度化建设,激发社会自主创新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公民生态共识培育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并驾齐驱的一大战略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从培育公民生态共识的角度出发,以求为探索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提供一种新发展思路。通过阐述生态共识的概念及内涵、培育公民生态共识的必要性、思想政治教育与培育公民生态共识的关系、重点从公民生态共识的形成、凝聚、完善以及实现四个层面对当前如何培育公民生态共识提出具体举措。     

政治社会化视阈中的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社会化”具有双向维度,它是指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持续不断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包含政治系统主客体之间两个运动过程的辩证统一.在终极意义上,政治社会化指向于公共人格与公民政治的生成.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中西方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两种重要方式.二者在依存的社会语境、教育的内容、教育对象的范围、教育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通过审视二者的关系,结合中国的实际语境,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主动吸纳公民教育的合理部分,加强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培育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公民教育: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

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公民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它既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土壤和根基,也是公民社会建构的必要条件,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大国崛起、人的现代化发展以及法治中国的建设,构成开展公民教育的现实境遇,此时加强和改进公民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探索公民教育在中国实践的现实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自然灾害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自然灾害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在近期的灾害研究中,研究者开始引入"社会资本"这一社会结构性资源的概念,分析社会资本在灾害中的角色和作用.本文对相关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综述表明,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可获得的资源)可帮助受灾者获取有关灾害的信息,得到救援、物质支持和精神鼓励等实质性资源;而表现为公众自愿组成的公民组织、人际信任以及合作与利他的社会规范的宏观社会资本则可以促使受灾社区及居民的团结合作,更积极地参与到灾后重建工作中来.     

从知识结构建构政治共识

"政治共识"是指一定时空环境内人们对包括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在内的广泛议题的共同或共享性认知,是一种系统性、结构性的观念存在。对当代中国来说,结构性政治共识的构建要求在历史、现实与理想的相互关系中构建新的时代共识;从多元与一体的相互作用中构建空间共识;从理论与道路的相互关联中构建合法性共识;从政治主体的社会属性出发构建主体共识;从制度(区分功能的)合理性与制度(整合功能的)有效性出发构建制度共识。     

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

尽管在我国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对公民参与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大多数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政治参与,而忽略了公民参与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参与。本探究旨在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三者间的关系,并简要分析公民参与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试图将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研究议题带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与以往的社会参与研究不同,本文强调以公民个体(而非组织)为研究主体,关注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动机,社会参与对个体的公民网络、社会资本、功效感等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等。     

基于话语民主的虚拟政治秩序研究

所谓虚拟政治秩序,是指互联网政治系统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功能相协调,政治实体、政治规则和政治控制等结构性要素良性互动。其一般条件是:政治实体有足够的政治理性、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政治规则应以正义、公平和良善等为基础并吸纳被统治者意见;政治控制应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但互联网环境下政治实体的主体悬置和群体极化、政治规则的正义性丧失以及去权威化和去中心化导致的政治控制力减弱,对虚拟政治秩序造成了威胁,需引入话语民主以重建虚拟政治秩序。国家层面应以电子政务为依托,扩大网络参政议政;联合网络媒体,以媒体议题设置功能引导舆论;设立民意专员并加强同宣传部门、网管部门和意见领袖媒体等的合作。公民层面应推举意见领袖,发挥其传递、引导、解释和价值影响功能;为利益群体设立参政议政的政治社区,促进深入对话和限制敏感话题的无序传播;成立网络社团,发挥其"排气孔"和"安全阀"作用。     

哈贝马斯“三位一体公民模式”及其借鉴与运用

西方政治传统中,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蕴涵着两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竞争的公民传统.哈贝马斯的“三位一体公民模式”试图整合并超越公民传统的二元对峙.“利益性公民”、“认同性公民”和“共同性公民”三维度的理论构建,丰富了现代公民身份的内涵、明确了我国社会管理的主体特性；对交往理性和“认同性公民”的重视,有利于充实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话语民主的建构功能有益于增进公民参与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