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权利保障的策略

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城市经营项目的发展以及征地行为不规范、现行征地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等造成耕地大量被占,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失地后,生活、就业、住房等问题难以解决,其结果是:一方面,农民权利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为此,应结合国内外经验和做法,采取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依法保障失地农民正当权益、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等对策,建立起失地农民权利保障体系。     

失地农民不仅需要生活保障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土地被“征用”的速度也在加快。据不完全统计,7年来全国近亿亩耕地被征用,有4000多万农民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因此,如何确保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利益问题,也成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里,除了要加强对土地“征用”的厘清,坚决打击假借征用之名对农村土地的侵占及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外,还要最大限度地全面维护失地后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土     

农村经济精英与村民自治

经济改革推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改革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村民,这些人在农村被称之为"能人",而学界则称之为"经济精英".他们有着一般村民所没有的影响力,他们的出现与发展会挑战并改变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为他们参与乡村政治提供了一个渠道,通过参与村委会的竞选,改变村级权力的结构.     

从土地依恋到户籍依恋——天津城郊农民生活安全脆弱性与市民化意愿代际分析

通过对天津城郊农民市民化意愿及其代际差异的研究发现,城郊农民具有较高土地依恋和户籍依恋、 较低市民化意愿,其失地后存在生活安全脆弱性,且父代均显著于子代.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和生活安全变量对土地依恋产生显著影响;年龄和抵御风险水平变量对户籍依恋产生显著影响.以反对市民化态度为参照,集体购置保险对中立态度的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支持态度的选择,代际变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职业技能和就业状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制度风险与文化风险：对失地农民问题的探讨

失地农民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其产生既有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原因，也与当前的土地制度、政策执行及对失地风险的认知水平有很大关系。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会加剧失地风险，对风险的不同认知，也会形成不同的风险规避方式，并在社会地位的影响下造成不同的风险规避能力。失地风险的化解必须从深化农地制度改革、保障失地农民权益、扶助失地农民就业创业等方面着力改进。     

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全国许多地方搞"开发区"、"大学城"、"高尔夫",大量圈占土地。自1997年至今的7年间,全国耕地减少1亿亩,4000万农民失地失业。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和体制不利于耕地保护和严肃执法;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农民无力保护自己的土地权益;地方政府越权批地,打着"公共利益"旗号过多过滥征地等。据此,亟待完善和落实土地治本之策:强化农民土地使用权,使之作为一项独立产权交给农民;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依法全面退出土地市场;严格限定"公共利益"项目,缩小征地范围,切实保护耕地。     

村庄合并后农村社区自治的挑战与对策——基于Q市村庄合并后的G社区的调查

农村社区自治是现阶段我国大规模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的治理方式。它超越了地域边界为基础的村治模式,是以社区居民生活为基础形成的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自治模式。在治理方式转变过程中,产生了社区性质职能定位、民主选举、社区自组织发展、资产合并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变"村民自治"为真正的"社区自治",对适应农村社会变迁、探索农村社会自治实现形式、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有重要的意义。     

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中村民社区参与现状与模式研究——以北川县擂鼓镇灾后重建为例

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村民社区参与关系灾后重建的质量与效果,但现实的参与状况并不理想: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中村民参与存在参与内容少、积极性不高、效果不佳,"公参与"同"私参与"边界模糊,村民参与形式与模式单一等突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审视,有利于更好地引导农村灾后重建以及我国以社区理念为指导的新农村社区建设实践。     

当前农村征地安置中存在的不可持续问题

张时飞、唐钧指出,现行的以发放生活费和货币补偿为主要内容的征地安置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尽快予以调整。调整现行征地安置政策是确保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治本之策。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土地一旦被征用,失地农民至少应该获得两个方面的补偿:一是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这是维持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根本出路;二是能够获得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险。在家庭陷入贫困时,可以得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庇护。这是消除失地农民后顾之忧的物质基础。进而言之,     

农民不再望“土”兴叹 三亚小鱼温泉模式的启示

<正>三亚小鱼温泉模式的亮点:农民不失地、不离乡、当主体、做主人,年年分红,就地城镇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镇在充分利用集体土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方面进行了艰苦探索,取得了成功经验,形成了"三亚小鱼温泉模式",为撬动农村集体土地合理流转提供了新样板。     

农村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的SWOT分析

近些年,社区志愿服务在国家民政部门的主导下取得了长足进展,农村社区志愿服务也逐渐丰富发展起来。当前农村社区志愿服务存在着农民参与意识不强,参与度低,"行政化"色彩浓厚,社会化水平低,制度体系不健全,服务水平偏低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社区志愿服务,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动摇,切实加强对农村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指导和扶持,构建农村社区志愿者服务网络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的制度体系,积极探索农村社工指导下的社区志愿服务模式。     

农村经济精英村民自治

经济改革推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改革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村民 ,这些人在农村被称之为“能人” ,而学界则称之为“经济精英”。他们有着一般村民所没有的影响力 ,他们的出现与发展会挑战并改变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为他们参与乡村政治提供了一个渠道 ,通过参与村委会的竞选 ,改变村级权力的结构。本文要着重分析的就是农村经济精英与村民自治（尤其是作为村民自治关键的村民选举）之间的关系 ,主要分析农村经济精英参与村民选举、竞选村委会职位的动机、途径…     

弱势群体的利益补偿与和谐社会建设(英文)

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也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使某些城市职工和农民的利益遭受损失,比如城市职工失业、农民失去土地等。为了社会公平和建立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政府应该对弱势群体给予利益补偿,应该积极发展社会政策。中国不但需要科学地制定社会政策,而且需要科学有效地实施社会政策,需要重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     

被征地农民生计保障的讨论

话题背景:“被征地农民”(有的称为”失地农民”)出现于1900年代初期据统计,目前被征地农民已经达到400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省份的总人口。而且每年以100万的数量增加他们转成城市居民后,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同时又面临“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窘境,抵御养老、疾病等社会风险的能力十分薄弱。当前,被征地农民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有:一是40岁以上劳动力就业难,尤其那些文化素质偏低的妇女农民就业难度很大。二是经营二、三产业的原始积累十分缺乏,尤其是资本等要素的原始积累。三是生活成本提高,被征地农民进城后生活难以为继,虽然征地后农民得到补偿,但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同时由于缺乏创业能力,也只有坐吃山空,进城后生活变得很艰难。四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00个失地农户中就有7个60岁以上的老人,不管眼前还是将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研究综述

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土地是农民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财产。土地财产收益权的缺失制约了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如何创造条件让农民从土地的保值增值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党的十七大以来,这一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现从内涵、意义、现状、原因和对策等方面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对于征迁难的理性反思——待王街道失地农民问题的调研报告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进程的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加快,农民大量的土地被征收,土地征迁成为一个敏感话题。由此引发的上访甚至极端的严重事件,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以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街道为例,以调查问卷、座谈会等形式对辖区内18个行政村,就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社保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总结出征迁的难点在于土地政策的滞后以及政府征迁信息的不透明,并据此提出"返还制"、"新型集体所有制"土地政策以及改革信息不对称的建议。     

农民的地权选择与农地制度改革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同。但是,当前农村的土地权属关系仍不明晰、不稳定,农民最担心和反对的是国家或集体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民不仅要求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还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愿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总方向应该是:完善土地二轮延包,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农地退出机制,实行"农地稳定、公地调整"的政策,建立农村地价评估机制,从而进一步明晰和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确保"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     

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新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愈来愈深入农村的实际生活中。它已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制度,而且正在内化为国家法律赋予农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村民自治的深化要围绕农民的自治权利建构相应的保障和社会救济机制,以避免村民自治权利被悬空。同时,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是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这一平台的构建和运行需要相应的组织、财政、文化和社会资源。为此需要根据现阶段社会化小生产的特性,以市场化民主化为导向重建乡村社区。因此,村民自治深化的趋向,一是从组织重建到权利保障,二是从乡村改造到社区重建。     

农村社区建设的参数分析

农村社区建设应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要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村民"宜居社区"和"精神家园"。社区建设涵盖经济收入指数、人居环境指数、居民幸福指数、社区参与指数、平安康乐指数、福利保障指数、社区归属感等参数。     

新媒体语境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新媒体在农村地区的覆盖与普及,正深刻影响着农村社区的内外部治理环境,改变着农村社区的治理生态,新媒体促进了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搭建了农村社区与外界沟通的平台;打通了农村社区与高层政府沟通的渠道;提供了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新工具。因此,在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应坚持系统治理,优化社会治理模式;坚持依法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综合治理,强化社会治理功能;坚持源头治理,确立社会治理重心。发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协同作用,全面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