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幼教育》与明清之际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导入

明清之际,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科技知识等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和耶稣会士的来华而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以耶稣会学校为代表的西方教育也随之被导入,艾儒略撰写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就是两部众所周知的代表作.相比之下,高一志撰写的《童幼教育》却鲜为人知,也未经学界充分研讨.从历史上看,它标志着西方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之始,也堪称中国古代儿童教育论著百花园中的奇葩.     

《万国公报》与美国在华传教士的西学翻译

《万国公报》是贯穿晚清传教士西学翻译活动的一条主线。研究晚清来华美国传教士在西学翻译方面的贡献毫无疑问要涉及到《万国公报》。以《万国公报》为视点可以聚焦美国传教士西学翻译的各个层面。     

康熙皇帝和他身边的法国耶稣会士

康熙皇帝和他身边的法国耶稣会士朱静首批五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十七世纪后期，耶稣会逐渐在中国取得进展，可是老一代传教士相继去世，后继乏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会长南怀仁神父“看到丰收在望而收割庄稼的人却寥寥无几，不禁忧心如焚。”（费赖之：《明清间来华耶稣会士...     

“中学西传”先驱利玛窦的人文主义思想新探

利玛窦作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其自身所具备的人文主义思想元素在西学东传和中学西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他的耶稣会传教士身份则反而被其人文主义思想所遮掩,所以利玛窦更多地体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功能而并非传教士的角色。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对伏尔泰的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将其在华的所见所闻著书立说,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即是这样一本著作。此书对许多欧洲启蒙思想家都产生过影响,其中包括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伏尔泰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态度、开明君主专制思想及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方面都受到李明此书的影响。     

“中学西传”的重要使者——利玛窦

明朝后期,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将欧洲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的同时,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制度、风俗人情等,并把它较全面、准确地介绍到欧洲,使“中学西传”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

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是美国公理会1869年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在4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直从事传教和基督教教育活动,先后担任通州潞河中斋、潞河书院和华北协和书院的监督(校长)。他的教育实践在晚清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在清末维新时期,尤其是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全面改革的新政后,谢卫楼主张基督教应积极介入西学输入。他在1902年后相继出版了《理财学》、《政治源流》、《是非要义》和《心灵学》4部学术著作。这些著作的问世,在中国近代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草创时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们也是传教士在新的历史时期输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

19世纪初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撰有三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文史地著述。《地理便童略传》是新教传教士所编写的第一部面世的汉文地理学通论 ;《咬吧总论》是晚清来华外国传教士所编写第一部中文外国区域地志 ;《东西史记和合》不仅是 1 9世纪问世的第一部中西比较的编年体史书 ,可能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东西比较历史的著述。麦都思在这三部文献中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有关世界地理、区域地理和西方历史的常识 ,而且还注意在这些中文著述中对中国文献加以利用和吸收 ,使这三部文献不仅在一般西学史地知识的介绍方面 ,而且在早期汉学研究方面 ,也显示了它们一定的地位。     

《无罪获胜》语言学探微

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等人于1671年在广州将"诉状"、"康熙圣旨"等12篇与"康熙历案"相关的文书编印成中拉文对照的文集Innocentia Victrix(《无罪获胜》).初看,该文集只是一本"康熙历案"的卷宗.然而,如果以语言学的视角审视全书,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本来华传教士的专业汉语教材.时代的变迁和政权的更迭,导致了明清官话语音的嬗变,加之"康熙历案"迫使传教士停止了传教活动,客观上使他们有了充裕的时间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上,从而促使在华耶稣会编辑刊印了这本汉语教科书.此教科书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汉语官话语音,而且也反映了17世纪中后期中西语言接触之实况,颇具语言学史料价值.     

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

《西儒耳目资》成书于明代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作者是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c Trigault)。此书是为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学习汉字、汉语而作的。尽管它不是专门的汉语音韵学著作,但由于它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用罗马字母记录汉语语音体系的著作,其体例上基本摆脱了中国传统韵书的束缚,记     

“博考简收”与“即指见月”：《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

1885年出版的《西学略述》,由入华传教士艾约瑟编译而成。该书对西方诗人诗作有较多介绍,其中部分内容可以说是首次进入中国。在此基础上,该书对西诗类别和韵律的介绍,又使之获得了诗学理论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译介行为的赞助者以及晚清社会对西学知识的需求,在《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中产生了导向作用,并促成了其中文学性质的显现。在中国文人面前呈现出西方诗歌面貌,这既与艾约瑟遵从的"学术传教"策略保持了一致,又在客观上推动了晚清中国对西方诗歌的认识,同时在近代中国的西诗译介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私利与公义:近代来华传教士在苦力贸易中的曲折抉择

近代以来,苦力贸易逐渐兴盛。自明代始,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开始接触苦力贸易,但传教士与苦力贸易的关系十分复杂。部分来华传教士对人口拐卖存在模糊认识和错误倾向,被西方拐匪利用。1850年以后,苦力贸易的弊端越发暴露,越来越多的来华传教士认清苦力贸易的真实面目,或利用小册子、报纸等方式大力反对,或者利用权力加以规范制止,或者深入险境解救受害者,显示其主流是持反对态度的。来华传教士主流的反思和进步,捍卫了人道主义和基督宗教的尊严。     

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变革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其对此间实学教育思潮有如下影响：一是出现注重数学教育的倾向；二是注重中西会通、然后超胜西学的趋向；三是注重实践验证和科学实验的思想。虽然这些变化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不能起到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却代表了儒家思想对西学挑战的应时，与儒家教育的新变化，以及明清教育探索中富于生机的、具有前瞻性的一支力量。     

正义即和谐:晚明西方政治哲学的东渐——以“西学治平四书”为主要文献依据的考察

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之最主要的汉语文献,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撰写的《西学治平》《民治西学》《王宜温和》《王政须臣》四部著作,可合称为“西学治平四书”.这四本书融汇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政治权力之合法性来源的理论,关于三种合乎正义的政体形式及希腊哲人关于民选君主制和世袭君主制的论说,关于“议部”议政、君主应服从议部的论述,关于权力制衡和法治的学说,关于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解决贫富冲突和官民矛盾问题以及如何在税收政策中体现正义原则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衡量政体形式是否合乎正义应看其是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税收应当得到人民的同意等精彩观点,颇能体现西方政治哲学“正义即和谐”的理论特色.这一切,向明清之际的中国哲人展现了一个既陌生而又极富吸引力的新的政治哲学慧境.研究“西学治平四书”等文献,既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也有助于理解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新的理论创造.     

略论明清西方高等教育的导入

:伴随着明清“西学东渐”的浪潮 ,西方高等教育及其大学模式始被导入中国。在此过程中 ,欧美来华传教士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艾儒略《西学凡》、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丁韪良《西学考略》等 ,即为明清导入西方高等教育的几部主要著作 ,它们导入了西方学术的知识分类体系和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 ,揭示了西方高等教育在近代发展、演变的历史趋势 ,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材料     

汉译西书与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

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与西方传教士的汉译西书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晚清的汉译西书中很早就出现了西式标点符号。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美国传教士裨治文首次强调了文章中标点符号的重要性。此后，包括接受了西学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相继在各种书籍中介绍并使用了西式标点符号，客观上推动了20世纪初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系统的颁布。     

清代朝鲜士人与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近年来城外汉籍,特别是与朝鲜有关的《韩国文集丛刊》《燕行录全集》等史料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明清时期中朝士人的交往与天主教如何由中国通过入华朝贡的朝鲜使臣传入朝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本文试图从《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撰史书及时人的文集入手,梳理出西学、西教传播至朝鲜半岛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朝鲜半岛的西学、西教不是由传教士传入,而是由来华使臣带回并生根发展的.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大批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对于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现有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是非耶稣会士,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     

浅谈广东近代的女子教育——兼论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学活动

近代广东女子教育 ,以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女子学校为开端。广东地处中外贸易要道口 ,是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前沿阵地 ,也是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开办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而教会女子教育 ,则开中国女子教育风气之先 ,促进了近代广东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基督教传教士作为广东女子教育的创始人则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化外之地”的珍禽异兽:“外典”与“古典”“今典”的互动——《澳门纪略·澳蕃篇》中的动物知识

本文重点讨论《澳门纪略·澳蕃篇》中的"禽之属""兽之属""虫之属"和"鳞介之属"几个部分。通过对其中若干外来动物的分析,指出该书在清中期"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占学界主流的风气下,编者注意选择运用西方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汉文西书作为基本资料,以"外典"与"古典""今典"沟通和互动,致力于寻找中西知识谱系的相通之处。《澳门纪略》首次以传统方志著录动物的分类方法,建构了对西方动物的认识谱系,对于国人理解西方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具有积极的意义。《澳门纪略·澳蕃篇》提供了在澳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若干外来动物知识大交会的历史叙述,印证了澳门作为一种多样化和多元性的复合意象。该书试图通过一种开放性的叙述,拉开一个跨国动物交流的大竞技场,以若干珍禽异兽的形象重新建构了澳门孕育的全球化文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