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极安全法律保障研究

北极气候与环境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的过程,北极的地缘政治和法律问题也随着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与响应变得十分敏感。争取并维护我国在北极地区的权益,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北极地区的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关注。为此,我们必须对我国北极安全法律保障问题进行评估,构造“中俄北极合作组织”的法律框架。本文认为,在中国北极安全法律保障问题上要充分行使在北极事务活动中的参与权,保持我国在北极航道上的航行存在,从北极气候变化直接造成我国气候灾害的情况入手,努力将军事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考虑和解决,围绕着北极争议的共同点来寻找我国北极安全法律保障的切入点。     

论中国粮食安全的法律保障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保障粮食安全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性任务。近几年来,我阉强农惠农政策逐步建立并常态化,涉及粮食安全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基本稳定。但是,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着波动性隐患,粮食继续增产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粮食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目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新时期要提升我国粮食安全的法律保障水平,要确定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有机协调原则,制定与完善粮食安全立法,优化粮食安全法律保障框架,进一步完善粮食安全的行政执法工作。     

保障农民主体地位 促进农村环境治理

农村环境的好坏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农民群众福祉,农村环境治理成效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成败。长期实施的命令控制型农村环境管制理念和措施执行成本高昂,农民的消极、抵制态度也使农村环境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农民理应是农村环境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主体和力量,国家应以制度保障农民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京津冀区域视野中的河北省环京津区域发展新格局对策研究

加快构建环京津区域发展新格局,是顺应国内外产业升级新趋势,适应环渤海地区加速崛起,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构建环京津区域发展新格局,第一,环京津区域产业调整和重新布局形成环京津区域的特色产业和集聚规模;第二,合理构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以唐山和石家庄为次级中心城市的多级城市等级体系;第三,运用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整合河北省区域创新要素,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探索构建河北省区域创新体系。     

论公民自雇权益的法律保障

自雇作为公民自己雇佣自己以谋求个人生存的一种方式,已经成为底层社会群体一种十分重要的就业形式。自雇是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公民生存权的有效途径,理应获得法律的切实保障。然而,目前我国公民的自雇权益却屡遭侵犯,形势令人堪忧!本文认为,国家应当将自雇者的权益纳入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体系,通过建立促进公民自雇的政策扶持机制、现代城市管理机制以及法律救济机制,为公民自雇权益的实现提供强大的法律保护,进而使每一位自雇者都能过上体面而又有尊严的生活。     

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寻求突破

迄今为止,京津冀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速度过于缓慢,仍未走出起步阶段。制约京津冀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互利机制难形成,合作诚意有局限;相关产业资源深度整合难度很大;旅游资源互补性差,凝聚力弱;区域内文化难以整合;三地旅游发展思路契合不够。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寻求突破,就要积极推进有深度、广度和力度的京津冀区域旅游大协作,力争完成几个能够牵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全局的大动作,推动三地旅游企业资本大运作,推出引领区域旅游潮流的大制作。     

论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法律体系的构建

民族工作是国家的大事。建国以来特别是 2 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的发展、国际友好往来活动的频繁 ,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工作的发展 ,民族权利保障工作成为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     

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规制保障及启示

日本之所以成为世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是因为其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规制体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日本循环经济的法律规制是从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和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也是在没有"循环经济"概念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形成了由基础法、综合法和专门法等组成的完备的法律规制体系.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进程中,应借鉴日本经验,加强循环经济立法,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体系,使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选择性保障措施对华适用的法律分析

接受选择性保障措施在我国的适用是中国入世承诺之一。本文阐述了选择性保障措施对华适用的理由和运作规则,并结合入世以来WTO成员对我国实施选择性保障措施的实例,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构建京津冀区域的三大经济增长极

北京主要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老城区造成了尖锐矛盾,极大束缚了北京独特优势的发挥。需要像上海开发浦东、天津建设滨海新区那样,在北京主城之外的通州构建北京大都市圈和京津冀地区的新商务中心区,重新集聚北京现代服务业和知识密集产业的优势资源,充分释放其巨大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通州新商务中心区可与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店工业区优势互补,成为京津冀区域的工业增长极,全面带动京津冀、环渤海以至广大"三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论青海三江源环境治理的重要性

三江源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江河最多、湿地面积最大、生物性最为多样性集中的地区之一,但其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繁,生态系统脆弱,严重影响了长江、黄河、澜沧江地区的生产生活安全,因此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区域发展的战略、态势及京津冀协调发展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态势和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分析,提出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实力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除区位、自然资源、历史基础外,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以及大都市经济区的形成等因素是导致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而从区域不平衡到较为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地区在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以京津为核心的大都市经济区正在形成。同时,就如何正确看待天津滨海新区的地位、作用提出个人观点。     

欧美学者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研究的新视角

国际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西方学界对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通过对有效性评估、机制互动理论以及机制复合体松散治理架构的探讨,欧美学者为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理论注入活力,为理解国际环境治理提供了分析框架。梳理和论述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诸多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了解欧美学者研究思路的演变,探讨当代环境治理机制的特征。     

跨国公司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跨国公司在实践中成为全球环境问题的＂麻烦制造者＂,但不可否认跨国公司有着解决和治理环境问题的独特优势：诸如它的跨国性,它在从事环境外交方面的财力和技术优势等等。因此,尽管跨国公司在全球环境问题上不断遭受着质疑和批评,但是,跨国公司应该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其未来应该是逐渐转变其在环境问题中的负面形象,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生力军。     

环境治理的两个维度

本文认为 ,环境问题的治理 ,既要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又要有民间新型道德观念的支持 ;也就是说不仅需要外在的、强制的“正式规则”(相当于法律手段 ) ,同时也需要内在的、自觉的“非正式规则”(相当于道德手段 ) ;只有把有关环境的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遏制我国环境退化的严重趋势 ,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京津冀劳务协作分析

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的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加强京津冀劳务协作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必不可少的人力支撑。开展京津冀劳务协作具有现实依据,既可以满足河北省与京津的双重需要,也符合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成本收益比较规律。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京津冀劳务协作的因素,主要有京津地区低技能要求类岗位因就业质量低下对河北省农村富余劳动力缺乏吸引力问题,河北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较低无法胜任高技能岗位问题,开展京津冀劳务协作的组织、人力、信息支撑不足问题等。应通过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加大政府和企业的培训投入、开展京津冀培训协作、设立村级劳动保障协管员、建立京津冀信息合作机制等办法解决这些障碍问题,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劳务协作,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力支持。     

北京市消费污染与环境治理研究

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工业生产污染环境的特征在后工业社会中将随之终结,消费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将从以往的"边缘角色"成为"时代的主角",环境污染将呈现工业污染下降,消费污染上升的"一降一升"的格局。为此,后工业社会环境治理模式要实现"三个"转变,以实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央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法律引导和保障:美国实践及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美国在利用法律来引导和保障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贯彻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美国在立法和执法引导,及司法保障方面的实践,研究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人权保障的法律体系

人权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永恒的主题。人权的保障必须依靠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核心,以实体法和程序法构成的基本法律为支柱,以单行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为辅助。     

国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环境治理效应研究

当以政府为主体的正式环境规制治理效果不明显时,借助第三方力量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提供了另一个渠道来促使政府和企业重视污染治理问题。文章首先梳理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概念,并归纳了以公众和环境非政府组织视角划分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类型;其次梳理了三方主体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如与正式环境规制的互动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内部相互作用;再次总结了非正式环境规制在水、空气和其他环境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后就如何更好地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