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革命文物作用研究——以甘肃为例

革命文物分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与可移动革命文物两大类。近年来,全国各地包括甘肃普遍加强了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甘肃各市州对革命文物的保护、维修、重修、重建和利用中存在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方面宣传不够、利用不足、红色教育培训基地与红色旅游开发不充分等情况,有必要借鉴湖南省、江西省、陕西省等革命文物资源大省的做法和经验,采取有力措施,在“十四五”时期全面提升甘肃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水平,更好发挥其在实现乡村振兴、建设文化旅游强省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节日日常化与日常节日化:当代中国的节日生态——以2015年为案例

"节日日常化和日常节日化"是2015年中国节日的基本格局,也是当代中国节日生态的缩影。2015年,传统节日面临衰微,政府、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试图重构传统节日的内涵;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为教化民众、巩固认同创设的政治性节日也呈现出娱乐、休闲的面向;亚文化群体创立了包括双11、圣诞节在内的新兴节日,但难逃商业资本的收编;基层社区民众也参与到节日体系的建设中来,各式各样的社区文化节遍布中华大地。当代中国的节日格局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国家、资本在内的多元主体生成和参与建构的结果。这一节日生态在满足民众多层次诉求、丰富中国节日构成的同时,也消磨着节日对日常生活补偿的意义功能,使其成为现代社会机械生活的组成。     

民国初年的法律与革命——以姚荣泽案为例

姚荣泽案是指辛亥革命时期清朝江苏山阳知县姚荣泽惨杀革命志士周实、阮式的案件。围绕该案的审理,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和沪军都督陈其美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法律和革命孰主孰次。伍廷芳强调法律至上,任何人都要依法办事;陈其美则提出革命远未成功,革命时期革命至上,其他的一切都必须为革命服务。他们尽管分歧很大,但均以维护民国为立论的基础,以民国成立为立论的前提,从而创造了妥协的条件。姚荣泽案说明,在革命尚未成功的转型时期,包括法律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实现彻底革命,法律与革命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充满矛盾和冲突。     

社会动员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探究——以民主革命时期为例

马克思主义作为19世纪末西学东渐的重要成果最初仅为少数先进分子所知,为了使广大民众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建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创办通俗易懂的报纸刊物;建立各式教育、组织机构;进行感同身受式的情感认同宣传;根据时势变化提出各种标语口号等多种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为拓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途径,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逻辑理路、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向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党建话语的崭新表达,具有深刻的逻辑必然性。它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重要保证。党的百余年历史,就是一部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光辉历史。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将党锻造成为始终领导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     

中俄能源合作的新机遇与路径——以页岩气革命为背景

美国页岩气革命和全球页岩气热将加快全球油气生产中心向西移动和消费中心向东移动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俄罗斯对国际天然气市场的控制力,迫使其更加关注远东市场。页岩气革命引发的国际能源格局的深刻变革或将为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带来新契机,加速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重心向东转移,此外,我国页岩气发展的良好前景对中俄能源合作具有积极的影响。页岩气革命背景下,我国应摸清俄罗斯能源外交的战略意图,建立政治互信,多层次推动中俄能源合作;积极参与俄罗斯能源开发合作,加强能源价格方面的合作;在中俄毗邻地区设置能源合作共同开发区,积极开展新能源和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跨国社会运动动员的限制性因素分析——以全球替代运动为例

作为跨国社会运动,全球替代运动的跨国动员存在诸多限制,空间距离、心理距离以及政治机会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其跨国动员的效果。为了实现在全球层面的跨国动员,全球替代运动一方面采取网络抗议、社会论坛、新议题建构等方式来克服运动实践中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所带来的各种障碍,另一方面,还灵活运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所提供的双重政治机会,规避政治机会因素对全球替代运动跨国动员的限制。     

法律意识植根农村之我见——以晋西北、太行山革命老区为例

农民法律意识的落后,不仅影响了农村法治化的进程,而且也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从整体而言,我国农村法律意识滞后于城市。而曾经为我国的解放和独立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晋西北、太行山革命老区农民又面临着经济发展和法律意识的更加滞后。因此,必须在引导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探索多种有效途径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     

论马尔库塞为黑格尔思想的辩护——以《理性与革命》为文本

在对黑格尔哲学宝库的挖掘中,解读剖析马尔库塞的相关论著对深入理解黑格尔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对《理性与革命》一书的文本解读,借助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理性的普遍性、历史性、现实性等概念的重构性理解,力图把握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和实体性内容,解剖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革命精神。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辩证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从马尔库塞的视角去透视,何以马克思是黑格尔思想遗产唯一的、真正的继承人。     

动员式改革:中国农村改革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足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这场改革具有浓厚的动员色彩,是一次动员式改革。这次动员式改革既不同于以群众运动为代表的组织化动员,也不同于市场转型背景下的准组织化动员。该动员式改革采取了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形式,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改革过程中动员与制度建设相互作用;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动员的影响。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启动是作为动员式改革的非意图性后果出现的。     

德国革命观的演变: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标志着革命观在德国经历了一场重要演变。鉴于现实政治革命可能颠覆现存法权规范秩序,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然状态”的恢复,康德拒斥革命。康德之后的黑格尔通过“正义的扩充”理论,解决了康德的“规范体系断裂”问题,从而证成了革命的可能性。但是,黑格尔认为,随着历史的终结,革命也终结了。针对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提出社会革命对市民社会革命的超越。借此,在一个深受资本主义影响的现代世界中,马克思为革命的再开启以及人类进一步的全面解放提供了辩护。     

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

宜黄事件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颠覆了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刻板印象,创造了一个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宜黄事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在进入媒体的视野之前,它只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当事人采用的基本上属于“弱者的武器”的方式,并且是地方性的、特殊的和双轨的,显著性和协同性都不高。由于媒介动员将政策的内在张力呈现于公众视野,钉子户利用这一政治机遇结构,不断创新了抗争表演,从而使宜黄事件发生了规模转变和极化,最终使事件发展成为一场要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发动制度变革的专业化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宜黄事件也就具有了普适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特征。宜黄事件的遣散是因为钉子户和媒体的抗争目标出现了竞争,而并非明确的适度制度化所致,这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反体制”的体制重建的一部分。     

日本人的形成史——以颜面为中心

本文作者埴原和郎,1927年8月生于山梨县。195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理学部,理学博士。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人类进化学入门》、《骨的研究》、《日本人的起源》、《阿伊努族是原日本人吗》等。     

革命时期“群众路线”三要素分析——以福建政和为个案

群众路线是党的最重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本文以政和为个案研究,探讨革命战争时期,贯彻和执行群众路线的三大要素:经济利益的趋同性、组织的有效性和思想文化的动员性。以史为鉴、可明得失,本文为在新形式下,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提供了宝贵借鉴。     

弱势群体社区参与特征、影响因素与动员策略——基于北京、淄博市部分社区的调查

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对其福利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公民权利理论及结构—行动视角下的社区动员理论为指导,通过问卷法和访谈法对北京、淄博市部分社区的居民社区参与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动员策略.研究发现: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具有低水平和不平衡的特征,民事权利类参与率较高但频率较低,社会权利类参与率较低且不平衡,政治权利类参与率最低且与普通居民差距最大;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率与就业状况、年龄、居住时间等自身因素及社区认同、社区组织发展、邻里关系、社区工作者专业化、参与渠道等外部因素显著相关.对比普通居民的社区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除了常规动员策略,更需要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使用.     

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     

制宪权的合法性基础与革命的命运——基于阿伦特对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观点

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所形成的截然不同的政治命运,引发了对制宪权的合法性基础的探讨。美国革命较之法国革命取得了更大政治成功的一个因素在于二者诉诸于制宪权合法性基础的立足点不同:法国革命将制宪权的合法性基础诉诸于人民意志的绝对权威,使整个国家不断地屈从于变幻的人民意志统治之下;美国革命则将制宪权的合法性基础诉诸于正义原则制衡下的人民意志,使国家走向稳定的自由宪政道路。二者在制宪权合法性上的目标不同导致二国革命的最终命运与政治意义上的差别。     

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建构

政治运动是 2 0世纪 5 0～ 70年代我国用以塑造革命化社会权威与秩序的重要方式 ,作为影响此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其本身又存在着自身的发展走向和惯性 ,即从革命到后革命状态的历史变奏。运用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考察某一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 ,场景化地展示这一走向和惯性在微观场域中的演绎 ,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国家权威性政治话语与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的动态关系     

剪发与革命:苏区革命妇女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以妇女独立团剃光头为例

近代中国妇女投身革命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妇女身体政治化的过程.妇女的革命与妇女自身的解放、民族的解放交织在一起,使得原本属于个体的身体被不断建构和社会化.革命妇女剪发乃至剃光头,表明妇女解放与国家政治之间存在一种互相认同或紧张的微妙关系.在战争年代,妇女的身体与革命之间具有某种张力,一方面革命将妇女的身体带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场域;另一方面革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消解了妇女的性别意识,让妇女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忽略或暂时放弃了自身的性别身份.     

论新时代执政党自我革命的路径选择与机制安排——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是现代政治文明国家的重要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下,坚持、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内涵要求,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性构建的内在逻辑。党要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强领导核心并实现其现代性塑造,必须始终推进执政党续造,即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净化是加强和改善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前提,自我完善是加强和改善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自我革新是加强和改善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内涵要求,自我提高是提升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领导的科学性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