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界定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从人的本质出发,人的真正共同体应超越共同体的虚假性,实现自我与他者和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共在,促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做到:自觉倡导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尊重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张力;全面理解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共同体的自由繁荣相统一的科学内涵,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性基础;始终坚持价值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正确立场,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感召力;科学把握共同体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客观逻辑,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信心和决心。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哲学阐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明根脉、共同的价值追求等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从传统的自在民族到现代的自觉民族、从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走向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文明共同体,其内核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平包容的文明传统流传至今,推动着中国和平崛起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凝结着民族成员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依归,建设好多民族融合的共同家园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期待。     

新时代共同体思想：学理渊源、科学内涵与价值意蕴

新时代共同体思想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世界向何处去的两大时代课题,内在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复合型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统筹两个大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真正共同体思想、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分别从客观前提、价值旨归、精神根基三个不同维度演绎了新时代共同体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新时代共同体内在包含了“四个共同”的科学内涵,即在思想理念上,主张求同存异的共同理念;在主体关系上,倡导相互依存的共同思维;在目标旨归上,坚持天下大同的共同追求;在实践遵循上,贯彻合作共赢的共同行为准则。新时代共同体思想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活力,还为建设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新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实现人的本质的价值遵循和实践路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哲学的考察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潜存着实现人的本质的逻辑线索及其相应的价值旨归和实践指涉,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实现人的本质的价值遵循和实践路径。以人本逻辑战胜资本逻辑,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全新超越,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且强化的理论价值;针对国际社会“异化”症结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方案,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且发展的社会价值;在追求代际公平中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且充实的历史价值。通过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深化国际组织建设、促进国际秩序转型,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人的个体本质、社会本质和“类”本质的实现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化及其落实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实现了从政治主张到宪法概念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长期倡导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写在宪法序言当中,共同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发挥着解疑释惑、克服挑战、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更有重要意义。在国际法上讨论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区分政治和法律概念,特别是要在国际法的范畴内,充分考虑国际法的性质、特征和运作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方案、中国贡献,也是全人类的智慧和不同国家共同的心声,反映国际法应有之义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相关概念和规则先后写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决议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际法上获得广泛而深入的确认和落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一步提升掌握和运用国际法的能力和水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及其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全球正义意蕴,全球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身也要遵守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意蕴的诠释进路应当是世界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制度是建设较高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则是引导和调节全球基本结构与全球基本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而不仅仅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相互交往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交往规则。作为全球制度伦理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包含三个核心理念——规范个体主义、伦理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为评估和评判全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倡导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缩小各国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也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原则、实践逻辑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遵循问题原则、表达原则和目标原则的统一。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逻辑体现在为什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怎样继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如何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三大实践问题。展望未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坚持自信与自我批判的统一、坚持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统一、坚持中国化和全球化的统一、坚持方法论与价值论的统一。     

共同内群体认同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提要]共同内群体认同以社会分类理论为视角,通过扩大感知到的群际边界,将内外群体构建为一个包摄水平更广的“共同内群体”,从而使内群体认同成为共同体的共同认知,强调成员身份的共享性、整体性与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其铸牢路径可通过引入共同内群体认同研究范式进行探索。通过梳理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内涵,阐述共同内群体认同中群体表征范畴和感知相似性的意义,可以发现二者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扩大群体表征范畴强化共有社会身份可以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感知相似性则作为他们的中介因素而存在。通过培育各民族共同内群体认同,将促进成员间建立积极的群际接触、形成深层的心理融合、构筑共享的精神文化,最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德育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新认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不仅具有学术共同体和学习共同体的固有属性，更是将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作为德育共同体，立足于共同善的伦理诉求，倡导价值目标的一致性，通过价值选择、价值认同和价值信仰达成价值共识，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强调教师和学生双主体的道德责任，更强调大学内部多元主体的道德责任和自我建构以及多元主体在不同场域的道德责任；还将集体协同作为内在逻辑，通过共同体内部不同个体和群体的集体协同实践，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社会的共生共赢和协同发展，突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性。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及现实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以崇高的价值追求和远大的价值理想创造了伟大成就并破解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基本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以增进全体人民共同福祉为价值指向,把人民群众作为现代化的价值主体,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自觉,追求物质财富极大丰裕与精神财富极大丰富;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担当,倡议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有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其思想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等。从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鲜明的生态问题指向,包括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全球生态正义问题等。从价值追求层面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生态方面的价值目标,即在建设生态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全球生态正义并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新时代要着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必须要遵循其生态逻辑,具体包括形成全球性生态共识、发展共享性生态经济、实现协同性生态治理、共育和谐性生态文化、维护全球性生态正义、共担全球性生态责任。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核心价值的认同——以科举制度创新为切入点

宋初的科举制度改革促进了“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士绅阶层开始以天下为己任,将儒家道德理想普及于民间社会,即通过基层自治制度改革和创新增强民众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国家/士绅/民众共享和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三合一”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而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在协调民众/国家之间关系的“顶层认同”和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底层认同”中均显示出其历史合理性.重新梳理和认识传统的核心价值认同模式以及当代转型,正确对待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成为当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和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文化前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意义、基本条件和中国贡献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其对世界政治理论内容的丰富、国际社会分析范式的创新和全球治理实践方案的提供均具有重要世界意义。在当代社会,为了全人类整体利益和集体安全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人民的现实需要,也是各国民众的明智选择。然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尚需诸如思想共识、制度规范和外部环境等基本条件。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主动实践这一理念,为世界的合作共赢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助推策略研究——个体、群体、社会情境三域综合模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更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助推策略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研究依据社会认同及影响力的三域综合模式,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基于个体域、群体域、社会情境域的多水平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横向坐标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在社会群体协商互动中建构而成,实现群与己、群与群、差异性与共同性、物质性与精神性四组关系的确证;在纵向坐标上,可从由内到外的个体自主身份构建、由外到内国家力量的社会传导两条脉络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价值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对当前人的发展境遇之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价值的承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集体主义的新时代彰显，它立足于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道德共同体、共同价值为核心要义。以集体主义价值为基础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全面审视，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价值追求和价值共识，有利于全面领悟其内在的集体主义价值尺度，明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论证其可行性和正当性，进而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马克思主体性视域下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重要价值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人民的主体向度出发理解、弘扬与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指导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实践性和超越性。全人类共同价值主体性具有三重维度:在世界维度,推动各国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追求国际秩序公平与正义的共同理想,坚持全球治理民主与自由的共同追求;在国家维度,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国家道路,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国家制度,推进民主与自由的国家治理;在个人维度,构建和平与发展的人权保障,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培育民主与自由的主体意识与价值实现。进一步探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逻辑是人类历史中自然生发的主体间通过交往、合作、共享共同创造价值客体的过程,价值实现又反过来培育价值主体,增强主体间共生、共通、共识的能力与水平。首先,破解“文明冲突论”,走向和谐、有序、规范的共生状态;其次,打破文明间隔阂,创造情感共鸣、身份认同、价值契合的共通状态;最后,通过共同实践生成价值共识,进一步凝聚为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在人类命运与共的时代,各国、各民族以主体性精神弘扬与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愈发凸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价值依循。     

法理与政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历史正反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研判后提出的重大命题。作为新时代的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影响深远。从法理和政理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包括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论述，以及近现代学者阐释的“中华民族”和“共同体”的概念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对辩证关系，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珠联璧合的关系、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双向互动的关系，以及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践同频共振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两条路径上获得实现，一是思想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共同构建，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的逐步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解放的终极形式，其最终实现必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为了尽可能贴近人类社会现实，早日求得“人类解放”，中国共产党极具洞见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类理想共同体，但却共同蕴含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的根本要求、“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的关键旨趣、“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的实践逻辑以及“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这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类社会现实，共同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前提和价值取向，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