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应急和应急语言

基于2020年我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语言服务的相关事实来观察语言应急和应急语言,讨论其与社会语言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研究认为语言应急和应急语言具有不同的领域分野,语言应急侧重从社会行为视角进行观察,可以分为自发应急和自觉应急,其内部各有表现与特征;应急语言侧重从语言符号系统视角进行观察,在需求、规划、使用三个方面各有不同的特征维度与表现。文章进一步基于语言应急和提高应急速率、应急语言和提高应急质量目的,针对语言应急体制机制建设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申论和建议,希望能从语言应急和应急语言的角度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有所贡献。     

后疫情时代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研究

突发应急事件背景下,财政是一切政府行为的最终保障,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则是界分主体责任、疏解社会风险的制度基础。着眼于现有的应急财政规范体系,后疫情时期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面临四大阻碍:规范体系双向错位、支出责任过度下沉、应急财权与事权详略失衡、预算形式法定下的支出僵化。理顺“规则—资金—理论”彼此间的支撑关系,三者环环相扣引导着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之证成。为进一步破解上述难题,需立足于法际整合视角下,结合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基于制度分配原理,综合行政级别与事件危害级别共同划分央地应急财政支出责任;沿“预防—减缓—救援—善后—评估”五个阶段整合并协调应急管理规范与财政支出体系;从公共性原则出发实现事权财权的形式与实质设置;用反知性思维指导预算弹性空间的预留。以期实现对于四则难题的逐一突破,充裕应对社会风险的预备法制储备。     

国家语言能力在中国:概念、现状与反思

在我国学界,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的界定素来存在国家和国民语言能力关系不明、能力项内容重叠等现象,亟须厘清此概念的内涵及其能力项.从概念的再定义出发,以其维度和能力范畴为综述范围,回眸其发轫以来国内的研究现状,归纳过往的成绩和不足,并对现状做出有关设想和反思.文献研究发现,国家维度的语言能力研究善于做理论规划,但对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有待实践检验;国民维度的语言能力研究擅长现状描写,但对成因的追踪不足.这些问题反映出当前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中国家维度和国民维度之间的脱节,理论规划和现实问题之间的失衡.     

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兼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双轮驱动”策略

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三者之间的层级关系是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包括国际传播能力。从三者的关系来看,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应该是外语专业(包括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重要使命。为顺利完成这一使命,建议采用“双轮驱动”策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将“语言教育”与“传播教育”有机融合。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战略能力提升研究

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我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必须构建、实施一整套文化培植、复兴、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文化传播战略,其核心是选择恰当的对外文化交流战略,以实现繁荣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基本目标。     

语言能力天赋论与建构论

乔姆斯基和皮亚杰分别建立了语言能力的天赋论与建构论 ,两者的冲突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语言能力以先天的生理素质为基础 ,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积极建构而形成。语言能力天赋论与建构论之争反映了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方法论的斗争 ,这种争论不仅使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更加向科学化的方向迈进 ,而且为现代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形象的传播渠道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在复杂多元的国际传播环境下,利用大众传媒及国家政治和民间的各种外交行为来掌握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主动权,对构建我国的国家形象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已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对外交往格局,成为传播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之一,为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充实了新的内容。文章首先论述了议会外交对构建国家形象的意义,接着对全国人大对外交往中的媒体策略及其对外交往的状况进行了分析,随后分析了全国人大对外交往与传播对构建我国的国家形象起到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提出需要不断加强全国人大对外交往与对外传播,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及构建＂民主、开放、文明、负责任＂的良好的国家形象服务。     

幼儿教师职前语言能力建构策略

幼儿教师职前语言能力建构是职前培养的重要内容,目前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水平参差不齐。本文根据现状调查,从语言自觉意识和语言表达能力两个方面总结现状,并从教学时空限制、教学重心设置以及教学团队建设等几方面分析成因,从科学准确进行课程定位、修改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改变教学方式等七个方面提出了幼儿教师职前语言能力建构策略,希望借此改变现状。     

从近十年研究成果看我国儿童语言能力发展

儿童语言能力是国民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构成和体现,我国儿童语言能力研究起步较晚,方兴未艾。从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三个视角切入,对近十年我国儿童语言能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总体把握我国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特点,总结目前我国儿童语言能力发展及其研究存在的问题。根据梳理考察和分析结果,从新理论应用、全面习得、“大手小手”互助、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的应用、实施标准化测试五个维度入手,提出促进我国儿童语言能力发展及其研究的策略。     

突发公共事件中民族地区的语言应急与公共服务研究——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国家应急管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语言作为信息沟通的有效工具,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多语言、多文字是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提升跨语言应急服务水平,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环境,对于健全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语言使用情况与语言应急服务现状的调查,分析民族地区语言应急服务的主体责任、实施内容、开展途径等,阐释其在预防与准备、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各阶段的实践项目,有助于加强民族地区语言应急服务与应急管理机制的建设。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职能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国家并非无能为力 ,更不是国家历史的终结 ,但国家的职能有变化。社会主义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主体 ,对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维护国家主权、涉外经济管理和涉外文化管理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基本职能。     

服务国家安全治理的语言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建构

系统且科学的语言安全评估指标是语言安全治理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文采用生态学视角,基于语言安全的内涵与外延,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根据压力—状态—响应(PSR)生态评估模型建立语言安全评估指标体系。语言安全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网络空间的综合外部环境;语言安全状态主要体现在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使用人数、使用场合、语言态度以及语言使用者使用语言不当等原因引发的语言事件;语言安全的响应措施主要包括制定语言政策、教育改革、媒体宣传、社会活动、科学技术应用和科学研究。本文尝试使用该指标体系评估中国6种关键外语的语言安全情况,结果发现关键外语安全情况与其所处的重要性等级不一致。可见,中国语言安全治理在精准治理和合理资源配置两方面仍有待加强。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国民语言能力提升和国家通用语能力建设——基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语言调查

乡村国民语言能力提升和国家通用语能力建设是民族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以及观察等方法,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居民语言生活状况进行考察。调查显示,当前乡村国民语言能力总体状况良好,推普工作成效显著,国家通用语在青壮年和学生群体中的普及率较高,“双言”现象普遍。研究进一步表明,国家通用语能力对个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正面效应;青壮年语言能力与受教育程度、择业、经济收入关联度较高。然而,当地仍存在一些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语言问题：州内语言呈碎片化;民族语衰微,呈老龄化态势;国家通用语普及存在不平衡现象,学生群体整体缺乏国家通用语普及对国民语言能力提升重要性认识等。本文建议以“通语”为核心任务,制定推普助力乡村振兴长效机制;重视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个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扎实助推巩固拓展当地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注重以国家通用语为基础的多语能力的提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加强地方语言文化科研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当地语言文化产业,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教育对外合作的政策建议

加强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教育对外合作,有利于促进各国教育优势互补,增进合作国家之间的国际理解,提升我国在公共外交中的软实力.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下教育对外合作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从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看,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对外合作仍有诸多不足.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教育对外合作的政策建议:完善对外教育合作机构与机制,完善对外教育合作法律规范,完善对外教育合作的制度政策体系,加强非官方对外教育合作,高度重视来华留学生的培养.     

对外旅游服务语言交际的环境与策略

对外旅游服务语言交际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其语言使用策略受到行为环境的制约.文章从对象、目的、职业性角色和语境状况四个方面论证了语言顺应理论是对外旅游服务这一文化和经济活动的本质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传播中的国家角色设定

国家角色设定是国家领导人对国际环境、国家战略和本国特色的集中定位,是国家政治传播的出发点。国家角色设定随着不同国家各个时期的发展需要而变化,它与对外传播或影响或偏离,始终统一于国家整体利益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传播中的角色设定历经三个阶段,这是中国应对不同国际环境时必要的战略选择,反映了不同阶段中国对外传播中的政治诉求和国际定位,折射出中国实力、国家担当以及国民心态的深刻变化,表征了国家全方位地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与博弈。     

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热点与启示——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图谱分析

文章以“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中文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科学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2008-2018年间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研究热点、关键话题和学科参与度进行分析。提取的5个关键话题包括国家话语、语言教育、语言规划、国家语言能力和语言能力。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属性,但学科参与度和影响力的均衡度不强,未来研究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增强研究的广度、深度与持续性。      

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同研究——基于云南民族地区的抽样调查研究

文章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基于最新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显著相关。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显著影响其国家认同水平,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越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就会越高。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其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中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