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媒介生态优化与民族地区生态文化建设

环境和生态安全是和谐社会的根基。建设绿色的生态文化是保护环境和生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在生态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大众传媒应是生力军和旗手。而在湘鄂渝黔边区,由于种种原因,媒介生态存在着失衡现象。因此,必须优化媒介生态,才能保证传媒在构建生态文化中高扬绿色文明的大旗,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为保护边区的环境和生态安全、构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民族文化生态特征与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关系研究

民族文化生态是指民族文化各要素之间以及民族文化与其所处民族生境之间的制衡关系,这种制衡存在是维护民族稳态延续的根本动力.民族文化生态应包含区域性、系统性、动态性和脆弱性等特征.少数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在不断地应对民族生境时,构建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生态,要建设好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必须准确认知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特征,这样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才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藏族生境与生态意识研究

青藏高原被视为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在这高海拔、气候条件恶劣的青藏高原上,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以顽强、乐观而善良的生活态度,用各种文化手段与行为保护着这片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呵护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今天我们深入了解藏族文化,不难发现从生计方式到各种文化禁忌,无不渗透着藏族人民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并使万物生生不息的环保理念。本文用文化生态学的视角,试图对藏族文化中生态保护的意识理念及文化实践作一梳理,以探讨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川西南彝族厩肥处理与生态维护

厩肥作为有机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否有效及时降解事关生态系统的迅速更新和健康运行。生息在川西南高海拔地区的彝族,在面对低温、寒冷,而且气温变化幅度大,地底下存在着永久冻土层等环境要素,而致使厩肥降解困难的实情下,采取了特殊的厩肥处置和利用方式。这些厩肥处置利用方式,有效地规避了当地生态系统不利于厩肥降解的环境要素,提高了人们对当地资源的利用率,而又恰到好处地做到了对当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论民族生境与民族文化建构

民族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逐步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建构一种文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系统,文化的建构是以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为底本,以并存的社会生态系统为参照,文化这一信息系统不断偏离与回归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在世代延续过程中逐步认知、积累其成败的经验与教训,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起来。民族以文化为分野,不同民族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有差异,这就形成了民族生境的差异性,而民族生境的差异性也同样会建构出不同民族文化事实体系的差异性来。     

苗族的自然宗教与生态维护

苗族崇拜一切有生命的自然物,诸如圣山、神山和神林等,其宗教观念在生态维护和全球生态安全中可以发挥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进行生态维护和生态建设,必须尊重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承认它的客观存在,宗教同样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目标与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信仰相结合,其生态维护的成效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并达到事半功倍效果.     

论发展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旅游

生态博物馆以原地保护为基础,在政府和专家的帮助下,让社区居民逐步具备管理和保护的能力,并最终实现文化自治,它强调保护的原生态性、整体性以及与开发的和谐共处性,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持续发展的模式。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生态维护理念

人类已有的生态维护都是从具体文化出发所做出的。生态安全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不同民族对生态理念内涵的界定也因文化而异。以至于我们今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也需从具体民族入手,对其传统生态知识进行发掘与整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拥有的传统知识的自信,不断地提升该区域生态知识技能,充分地发挥该区域各民族生态知识价值,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     

生态人类学与文化空间保护——以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为例

以回溯述论的方式,主要侧重点在于对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建立状况进行理论总结和思考,以期对"保护区"和云南非物质遗产保护寻索科学切实有效的路径.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圈层效应——土家族文化传播的“长阳模式”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民间文化生态正遭受着如同自然环境一样的破坏,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文化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理应提至整个国家和各民族的重要日程。通过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对原生态保存较为完整     

浅论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本文以黑龙江省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情况介绍为基础,对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困境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与思考,进而针对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生态移民与民族地区现代化

发展是民族地区的主要任务,而生态保护则是民族地区和整个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民族地区强烈的发展要求可能导致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这一地区脆弱的生态进一步恶化;生态保护则构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本文通过对二者关系的梳理,探讨"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实施后,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城镇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     

论青藏高原生态环保立法与高原藏族生态文化观

青藏高原在全国乃至亚洲的生态安全中具有战略地位,但近几十年来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在逐年恶化。因而,必须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生态环保法,对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予以保护。由于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是藏族,具有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总体精神的生态文化观,并以可持续发展和公众参与原则为集中体现。因而,在青藏高原生态环保立法中,应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立法指导思想,以可持续发展和公众参与为主要立法原则,对高原藏族生态文化进行充分吸收和借鉴。     

西部大开发与小民族文化遗产的弘扬保护

本文主要针对西北人数较少民族文化遗产在西部大开发中所面临的保护与发展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西北各少数民族在西部地区这一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文资源,这些宝贵的资源不仅可以保护,而且可以开发和利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可以有所发展,有所作为.     

Israeli existential anxiety: cultural trauma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e present paper extends recent studies of national character – suggesting that the Israeli case revolves around a set of deep cultural codes which constitute various empirical manifestations. Broadening on this re-emerging paradigm, the study provides a specific case study of a major trait of Israeli national character, namely existential anxiety and fear of annihilation. It does so while advancing the idea that cultural trauma sets a context for Israeli national characte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sraelis constantly reference persistent and endemic existential fears of annihilation. They do so while tying together four levels: the mythological predicament, historical evidence, contemporary threats and future risks.     

试论我国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在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学遗产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只有走抢救与保护相结合的治本之路,才能使我国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真正做得更好。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初论——来自生态民族学的理论解读

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和基本经济支撑,在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必须重视发展生态产业。本文以生态民族学理念为指导,分五个部分先后分析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面临的多重制约,探讨了该区域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和破解现存约束的制度创新途径,最后总结了几点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重要启示和结论,为我国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最终实现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生态环境与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

本文在对云南藏族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自然资源管理机制和婚姻家庭模式等方面 ,阐述了云南藏族对其所处生态环境的文化适应。文章认为 ,文化是一个民族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文化与自然的互动或文化对自然的适应可被称为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体系 ,它包括民族文化体系中所有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关系的内容 ,主要是这个民族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为适应迪庆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 ,云南藏族早在历史上就通过文化调适 ,形成了一整套与自然环境良性互动的生态文化体系。面向未来 ,云南藏族生态文化中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必将得到复兴 ,其中的古老智慧必将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全球化市场体系相结合 ,成为推动云南藏族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     

The importance of Australian national identity to a sense of belonging of Anglo-Celtic and Chinese cultural groups in regional Australia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rimacy of importance of Australian national identity as underpinning belongingness of Anglo-Celtic and Chinese cultural groups. A mixed-method approach comprised focus groups and interviews was used. Australian national identity did not hold primacy of importance to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either group, however family identities were of primary importance to both, together with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Anglo-Celtic's felt culturally disassociated, whereas Chinese sought majority acceptance through cultural promotion, and bicultural identification. Findings call for further research of Australian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majority and other minority cultural groups.     

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研究

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进步的标志。但是在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民族地区既是自然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系统相当脆弱的地区。近年来,民族地区为了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对资源的无序、过度等不合理开发,已使那里的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和突出。本文分析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