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与“德”及其伦理设计

“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那里，“道”既是世界的本原，也是万物的本体，还是宇宙运动变化的法则或规律，而“德”，则是世界万事万物当然包括人的合“道”而行的自然品性。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就是“反”，由此，形成了老子与众不同的首先以“失”致“德”、然后以“德”致“得”、最后实现以“失”致“得”的伦理设计，这种基于对自然规律体认和社会人文关怀的伦理思想具有和谐人际、秩序社会的深刻意蕴，在人类伦理思想史上魅力独具，价值永存。     

“德”—“育”生态论

无力感是现代德育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根源于“德”—“育”生态的危机,德育模式必须与一定的道德精神相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个别要素的适应,而是教育生态的适应。“德”—“育”生态是在教育学意义上决定德育效力的重要概念。现代中国德育必须确立“德”—“育”生态的理念,并致力于“德”—“育”生态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建设,新的“德”—“育”生态的建构是走出转型时期德育危机的重要突破口。     

璀璨星空与绚丽诗国:“为政以德”的天人象——《论语·为政》开篇释义

"为政以德"开宗明义指出了政治以实现正义为圭臬。政治的正义品质依据自然法则。"为政"卷开篇给出了两个自然,第一是"譬如"句作为明喻揭示的宇宙的自然,其运行依据"道";第二是第二章作为暗喻描述的社会的自然,其运行依据"德"。"道"与"德"都是正义的体现,然而"为政以德"却有两种情形,即第三章所展示的"德""礼"之治和"政""刑"之治。"德""礼"之治是"礼治","政""刑"之治是"法治",两者都是"德治"。"德治"本质上是一种民主政治。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普遍利益权利:法德互动治理模式的选择

法律和道德 ,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孪生子 :道德是法律之本 ,法律是道德之用。在国家人类社会里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都不可能选择单一的“以德治国”模式或“以法治国”模式 ,它都将是一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根本的问题是 ,这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并以什么为目标的 ,动机与目标的不同 ,也就形成了统治利益权力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和公民普遍利益权利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而对后一种治国模式的选择与运用 ,才使法律治理达向会道德的普遍形成与提升———成为可能与现实。     

黄老学的“德”、“刑”二柄思想

以道家思想为基本内核的黄老学积极参与政治治理,以顺守天道为核心,主张治国用“德”、“刑”二柄。“德”为万物成长的内在基础,决定着万物的盛衰,是从天道到人道的延伸,表现为国家治理的德政基调;“刑”类似于法,是规劝和引导民众并在必要的时候施以惩戒。“德”“刑”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尊卑、主辅关系,而是阴阳四时自然之道的人间延伸。     

休谟论爱与正义的关系及其启示

休谟从人的自利和资源短缺的矛盾出发探讨了社会的起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正义的起源,指出自利是正义的原始动机。在深刻分析爱的特有内涵的基础上,休谟认为作为自然情感的爱因其“偏私”性质应是自利的主要内容,因此,他的自利作为正义的原始动机也可归结为偏私的爱是正义的原始动机。休谟所谓偏私的爱是正义的原始动机所强调的是,偏私的爱是正义的消极动机而非积极动机,即正义是控制偏私的爱(自利)的产物,所以,他关于爱与正义的理论给了人们两个重要的启示:其一,爱作为自然情感无法直接产生正义(以及正义社会)；其二,公平的正义(以及公平的正义社会)乃是人类的明智选择。     

德与德不形——略论庄子道德哲学语境下的“德”之内蕴

庄子以游心于德之和为基点,以德兼于道为理路,以辩德之本末,以论德之立修,以别德形关系,不仅表达了他对当时之世的不满与批判,而且也揭露了当时世人的伪善与狡诈。当然,在庄子崇尚自然无为的哲学语境下,也洋溢着对自然素朴之世的向往与对单纯和谐社会的企慕。尽管我们有时会认为庄子的这些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乌托邦式的诉求,但是我们却无法漠视他建立的形而上的道德哲学体系。     

释“德”

“德”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德”之本义为目直心正，引伸义为行为端方，后来定型于“品德”、“恩惠”等常用语义。“德”之文化意义及“德治”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个人修养和政治统治等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立法诗”与“悲剧诗”——霍布斯与修昔底德对观

西方政治大传统中始终存在两种小传统之间的纠结、张力甚至对抗,它们在政治史上分别表现为：梭伦-克里斯提尼一系通过共和立法确立政治秩序的努力,与庇西特拉图-伯里克利一系通过僭主-“第一公民”的个人品质确保政制有效运转的主张,在观念上则表现为法权与意志、法治与人治、制度与强力之间的一致与冲突。两种传统互为表里、彼此彰显,才是西方政治秩序中“正义”与“力量”彼此支撑的关键,也是一切政治秩序的普遍理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以委婉的叙事笔法对僭主-“第一公民”传统做了实质性的肯定,而霍布斯则将修氏上述努力提升至现代立法科学层面。本文将霍布斯与修昔底德对观,旨在：一方面通过霍布斯的“理论之眼”,洞察修氏著述中对僭政-“第一公民”传统的揭示以及其中所隐含的政治教诲;另一方面在于通过修昔底德的政治教诲,探索推进我们理解霍布斯公民科学的新的历史坐标。     

制度的美德及其局限

针对罗尔斯《正义论》开篇关于制度正义的论断,麦金太尔和慈继伟两位学者都提出了质疑。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正义之为制度美德的实质含义、基本条件和实现过程。作者肯定了麦金太尔关于个人正义美德之于社会制度正义美德所具有的人格(主体)基础意义的观点,也同意慈继伟关于正义之“两面性”的理论分析,但与此同时,作者强调指出,社会制度之正义示范性和普遍约束力对于实现社会制度之正义美德亦有着特别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意义,而此一意义的实现又有赖于社会固有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精神道德资源。作者期待以此综合并推进上述各家见解,寻求一种关于制度之正义美德的完整理解。     

善与正义的现身

在追求善的生活过程中,为了避免直接民主引发的＂多数暴政＂和僭主政治对直接民主的恶意利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炼出了善与正义之关系的理论。柏拉图侧重于通过正义的哲学王或法律使善的理念现身,亚里士多德侧重于通过具体的公正谱系使正义现身。善与正义的关系本无优先性之分,但由于罗尔斯重述＂正义优先于善＂的论断,在反驳罗尔斯论断的过程中,社群主义重述＂善优先于正义＂的论断,使得善与正义的优先性之争成为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论的焦点。     

公正作为德性——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探析

德性就是品质。亚里士多德把公正德性定义为公正品质,认为它是公民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事情的品质。公正德性是一种个体德性,但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德性,因此可以称之为“非个体的个体德性”。把公正解释为介于纯粹利他主义和纯粹利己主义之间的品德是错误的。罗尔斯的公正理论视正义为制度的首要价值,对亚里士多德作为德性的公正提出挑战,同样是值得商榷的。     

孔子德治学说再认识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德治”。孔子德治学说源于对殷周以来“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孔子的德治思想体系中,“仁”学是德治的思想基础,重视发展生产,提升经济是德治的物质基础,以民为本是德治的基本前提,正己正人是德治的关键,德教为先则是实现德治的理想手段。孔子德治学说的合理内核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推崇政治与关心德行——感悟普鲁塔克

作为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者,普鲁塔克既推崇政治生活又强调德行的修养,所以他既激烈地批判伊壁鸠鲁派,又辛辣地讽刺斯多亚学派,但他的道德论说却传达了与两派"类似"的一些"要道",还存在许多与基督教道德有亲和性的"布道",而这些学说都尽可能地远离公共生活,这与他推崇的政治生活之间显得极为不和。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谈伦理道德体系中德性与德行的动态关系

德性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规范的根本把握和具体践履。德性作为一种内在的品质之育化,其相对稳定性直接表现为个体知行合一的深切体验。但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意识和德性成就条件的改变,人们的道德行为常常不能与我们所了解的一个人的德性想一致,甚至相反。因此,本文主要阐述德性与德行之间的动态关系,即一致性和非一致性及其原因,从而为找出一条提高道德教育实效性。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和方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论德性

德性是个体在把握自我或处理人际利益关系过程中稳定体现出来的向善品性.作为人存在的必要精神形式,德性由多种积极的道德心理因素组成,以趋向善行为目的,是支撑个体的可贵精神力量.德性在社会生活领域具有驱动经济增长、保障政治生效、引导科技造福及促进闲暇有益等功能.在仿识典范中让个体自觉知善、通过净化环境激化人们自愿亲善、养成良好道德习惯以实现自然向善是培育德性的有效途径.     

解读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

幸福观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内容,对此密尔也做出了功利主义的界定和阐述。他通过对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幸福与德性、幸福与个性发展等相关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阐明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这种在社会层面上兼顾德性和个性自由的幸福观,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构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公正与人道：以德治国的道德原则体系

以德治国的最重要原则是公正 :一方面 ,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完全平等———每个人一生下来便都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个股东———而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 ,这是“完全平等”的公正原则 ;另一方面 ,每个人因其具体贡献的不平等而应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 ,也就是说 ,人们所享有的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与自己所做出的具体贡献的不平等的比例应该完全平等 ,这是“比例平等”的公正原则。但是 ,公正不是以德治国的最完美原则 ;最完美的原则乃是人道 ,因为人道的根本原则———自由———是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 :个人越自由 ,他的个性发挥得便越充分 ,他的创造潜能便越能得到实现 ,他的自我实现的程度便越高 ,因而社会便越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