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儒家美学范畴之检省

初、盛唐儒家美学范畴中,雅正是以拥护意识形态权威为原则的艺术创作之垂范风格,力图用华丽的文体来颂美开国气象。风骨以风为内核,指称一种艺术品中特有的与审美主体互鉴的生命充盈感。固守比兴的创作原则,以兴寄为艺术创作主体在艺术品中表达浓郁而劲健刚直的生命意义之途径。盛唐诗坛标举“古风”,融江左文风与汉魏风骨于一体,在时代精神、生活世界、艺术世界、真理世界中自由开张,乃整个盛唐时代中无数生命共同分享的韵律和节奏。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不能说李、杜是盛唐诗人

李白、杜甫一向被称为盛唐诗人,是盛唐气象的代表,其实他们与盛唐诗人不同,他们的诗反映的不是盛世而是乱世。他们的成长正在唐代盛衰转折时期,也正是在这急剧的社会的变动中他们成熟为伟大诗人。裴斐在《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上     

元、白诗简论

一 唐代是我国诗歌取得最大成就的历史时期,李白和杜甫如日月丽天,照耀着盛唐诗坛,形成第一次高潮。安史乱后,唐代由盛而衰,进入了中唐时期,张籍、王建、元稹、自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诗人则如群星灿烂,形成了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冲融浑浩,雄丽高华的盛唐之音消失了。诗人们无论从个人遭际,抒发不平之     

“盛唐气象”简论

"盛唐气象"是唐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唐诗研究的重点.本文即在"盛唐气象"所涉及的"盛唐"年限、"盛唐气象"的内涵和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论音乐文化与盛唐王维的接受

唐代上流社会与长安是盛唐音乐的繁荣地,盛唐文士与歌辞创作关系空前密切,盛唐歌辞"风骨"、"声律"兼求。从王维的音乐才华、社会活动及诗篇特点等来看,他与盛唐音乐文化极其契合,这使得其诗深受时人欢迎,并广为传唱。可见,音乐文化是盛唐王维接受的基石。     

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悖论及其隐逸传统辨析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盛唐时代不应该是田园山水诗兴盛发达的时代,但事实是田园山水诗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顶峰,这就注定了盛唐田园山水诗具有其他时代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与特色.表面看来,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都是一些隐逸于山水、体现着"出世"思想的模山范水之作,与老庄的哲学主张非常地契合,但其实他们的"隐"与老庄的"隐"不完全是一回事:老庄的"隐"是彻底地"隐",是以不"仕"为前提的;盛唐诗人的"隐"是一种以"仕"为目的的"隐".这种等待被朝廷征聘的心理在盛唐田园山水诗中是有所反映的——诗人是通过"渔樵"、"垂钓"等意象来加以隐喻的,体现的是姜太公直钩钓鱼式的隐逸传统.     

盛唐文学的精神价值：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文儒与吏能之争在有效促成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完善了文儒诗学的理论思考。有唐文学在开元、天宝之时，达其极盛，诗家辈出，佳作如林。大体言之，盛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浪漫高华为主体风格，后期则转入沉郁顿挫。然风格虽有转变，但成就前后两期风格乃至成就盛唐诗歌风格的仍为“气”与“情”：“气”盛而“情”真。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亦因之而凸显。     

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

中唐以后出现的好茶风尚 ,对中晚唐变革盛唐诗歌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内敛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如嗜酒风尚之与奔腾的盛唐诗格的形成一样。茶的“清新”与中晚唐诗歌的“变新”,在趋新尚异的时代精神中 ,在文人与僧道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融合 ,使得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因此 ,当我们以好茶风尚为视角研究中晚唐诗歌的时候 ,不仅可以看到它与盛唐不同的风貌 ,而且可以看到尚理主意的宋诗的直接源头。     

清澹开宗派,五古居名家--张九龄诗歌影响论

张九龄是盛唐前期承上启下、开一代新风的重要诗人.在初盛唐之际的诗歌革新中,他继陈子昂和张说之后,能以文坛宗主的身份和地位,继续倡导并弘扬汉魏风骨,力排齐梁颓风,恢复了"言志"、"缘情"和"比兴寄托"的优良传统,并以五古体式和<感遇>、<杂诗>等形式,昭示了"复古"的实绩,打开了盛唐局面.他还首创了盛唐清澹诗派,其作品的流播历代皆入名家序列.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汉代冷嘲热讽、嘻笑怒骂类俗赋

中国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俗赋,我们现在见到最早的当推东方朔的<答客难>,它是在荀子<为说者日>和宋玉<对楚王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荀子和宋玉的作品以庄重的回答为主,而<答客难>则夹杂着深刻的嘲谑,这些嘲谑又是通过一种"豁达"表现出来的.     

同义义场义位的配价研究

主要依据商务印书馆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对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杨润陆编的《现代汉语》、唐朝阔、王群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等6部高校教材中所收同义词的配价情况进行穷尽性研究,得出结论：两个或以上义位的本体和本体之间、本体和变体之间、变体和变体之间,均可构成同义义场。因此,我们研究同义义场,应该明确是此义位的哪个体与彼义位的哪个体构成同义义场。词性不同的各个词,不能构成同义义场,因为在语义领域,它们的主要语义特征不同。无论是哪一种同义义场,属于同一同义义场的各个义位的本体或变体,它们的配价都是相同的。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论明代密疏的传递与进呈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与普通题奏本相比,密疏有快捷、不经内阁票拟、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高度保密等特点。由于它在明代没有正式公开的地位,因此它的传递和进呈与普通题奏本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也是保证密疏能否快捷、保密、直达御前的关键。它有四种上呈渠道,即通过通政司转呈,会极门直呈,个人利用觐见皇帝时直呈,以及从宫门门隙转递等四种方式。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法治下的民主——作为宪政原则的人民主权和法治之理性分析

作为宪法原则的人民主权与法治,二者的关系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一方面,法治须以民主为前提,民主用法治来保障;另一方面,作为宪政原则的法治,又对民主即多数派决策形成某些限制。这种关系存在的原因是人类的自利和无知等非理性因素,可能使不加任何限制的民主导致“多数派专制”,法治即是人类通过理性的努力对民主缺陷的限制。认识这种法治下的民主之重要性对当前中国的宪政建设很有助益。     

马克思视野中法治与德治的地位比较

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马克思旱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注意到法德并治的重要性,并且充分体现于他的许多伟大理论著作与社会实践之中。由此,我们有必要从法治与德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这一视角出发,对马克思的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比较与借鉴。     

试析明清时期的“以民养民”论

传统的“立君养民”论在明清时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以民养民”论大量出现,把救助困者、贫者看做是富民的主要责任,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日常社会生活中,主张以富助贫;第二,灾害发生时,主张以富救困;第三,主张宗族内部以富帮贫;第四,政府也极力主张“以民养民”。这一主张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明清时期富民举办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二是富民借助社会救助实现基层社会控制权的扩张。探讨这种养民思想及实践,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权力垄断到权力分享：台湾政党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台湾的政党制度也逐渐从国民党一党垄断权力的霸权党制转变为各个政党分享权力的两党制。究其原因,既有中美关系改善给国民党带来的外部挑战,也有党外运动和省籍矛盾给国民党带来的内部冲击;既有政治腐败和选举体制僵化给国民党带来的自身困境,也有儒家文化与自由主义观念冲突给国民党带来的两难处境;既有李登辉不当的改革措施给国民党带来的分裂和伤痛,也有党外势力的团结合作给国民党带来的打击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