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国防文学”口号

现在,全面地考察一下鲁迅对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论述,显然有利于揭批“四人帮”攻击“国防文学”口号的种种谬论和包藏的祸心,也有助于学习鲁迅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想和革命精神。     

警惕“阴谋文艺”借尸还魂

前一个时期,“歌德派”在打倒“四人帮”后刚刚复苏的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内刮起了一阵“冷风”,在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原因是因为它的代表性论点,都是从林彪、“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那里来的。试略举一二。 其一,是讲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只能按一定的模式办事,墨守旧规,不准讲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也应该扩大。 林彪、“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给革命文艺作品及革命文艺工作者强加的一条罪状,叫做“从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到六十年代鼓吹‘全民文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新任务。 关于“国防文学”,前一阶段文艺界已经进行过有益的讨论,给这个口号平了反,这里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几点看法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文艺界发生过所谓“两个口号论争”。这本是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思想论争,但“四人邦”却硬把这种内部论争歪曲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斗争。他们假惺惺地称颂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口号,而“国防文学”却被说成“卖国文学”。是什么“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文学”。提出这一口号的周扬等党员作家,则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真是歪曲历     

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一些情况

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具体情况,我觉得当时由于论争的双方都有文章,现在又发现许多材料,研究起来,比较方便。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的过程,我可以说几句。我在一九三五年发表过一篇介绍“国防文学”的文章,周扬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也发表了一篇介绍“国防文学”的文章。文章发表以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过了近一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来了,于是,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     

“写真实”与“写本质”

“写真实”与“写本质”是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而且这两者总是被置于对立的地位。打倒“四人帮”前,“写真实”是作为修正主义的口号屡遭批判的;打倒“四人帮”后,恢复了“写真实”的地位,写真实被视为艺术的生命。但近年来,由于文艺创作中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也产生了一些格调庸俗低下的自然主义作品,有同志就对“写真实”这一命题怀疑起来了,甚至主张废弃这一口号。与此同时,有同志又重申“写本质”的主张,认为“在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里,‘写本质’的要求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是“一     

揭穿“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极右实质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时说过,资产阶级“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四人帮”伙同林彪炮制的一个貌似革命、实则极右的反动口号。它恶毒诋毁、狂妄否定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否定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主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文艺的巨大成就,它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公开提出的时间及文章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的评价,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广大评论者对“两个口号”的性质及其论争的意义,引经据典,各抒己见,作了较充分的阐述和较精辟的分析。但是,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公开提出的时间及文章,许多现代文学史专著及有关文章的说法,都是与史实不符的。比如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道:“一九三六年五月,胡风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第一次提出‘民族革命     

谈真实性和“四人帮”对真实性的否定

“四人帮”根本不承认文艺有一个真实性的问题。他们认为,文艺作品一旦反映了生活的真实面貌,表现了某种客观真理,就是大逆不道,就犯了弥天大罪,就要大张挞伐。在这种情况下,常加的一顶帽子,就是所谓“写真实”。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只要被加上“写真实”的帽子,就永无翻身之望。“写真实”论,是“四人帮”加给十七年文艺的重要罪名,属于“黑八论”之一。在“黑八论”中,同“写真实”论有联系的还有“现实主义深化”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它们也都作为压人的帽子和打倒人的大棒,而不时被“四人帮”挥舞。否定文艺创作的真实性,是“四人帮”庞杂的文艺思想体系的重要特点。他们在不同时期提出的许多理论口号和创作口号,都与此有关。不仅所谓“反对写真人真事”、“主题先行”一类口号,公然无视文艺的真实性,就是“三突出”、“三陪衬”一类的戒律,也都无     

“大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口号

“大干社会主义”,是大庆工人阶级和大寨贫下中农提出的响亮的战斗口号,是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革命口号。“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一贯疯狂反对“大干社会主义”。他们胡说什么“大干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口号”,“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是“唯生产力论”,“大于快上”是反动口号。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彻底暴露了他们肆意歪曲、篡改和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可耻面目。     

“两个口号”的论争究竟为什么发生——与林志浩同志商榷

三十年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从表面看来,是以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而告一结束的.但实际上,对这两个口号的评价的分歧却一直存在着.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要共赴国难,挽救危亡,要集中精力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文艺界的同志们都捐弃成见,团结对     

重新认识苏联三十年代提出的“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

“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是斯大林一九三一年在全苏工业工作人员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苏联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口号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短时期内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对于苏联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干部的知识化,都起了极大的鼓动和促进作用。解放初期,我国曾广泛地宣传过这个口号。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曾起过良好的借鉴作用。但这个口号在“文革”期间被否定了。“四人帮”一伙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批斗专家、教授、学者,使我国的科学事业遭到空前的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党对科学技术     

时代的“心声”

在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反映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作斗争的文艺作品。今年《人民文学》四月号刊登的小说《心声》,围绕着确保还是破坏“东方红-9”科学试验而开展的一场激动人心的搏斗,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的本质特征,真实地反映了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在这场斗争中的英雄形象,因而特别引人注目。     

驳“民主革命经验过时”论

“民主革命经验过时”论,是“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理论依据之一。长期以来,“四人帮”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始终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这些革命老干部,处心积虑地要把他们打倒,置于死地。为此,他们接过反对走资派的革命口号,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根本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     

江青(蓝苹)是“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的鼓吹者和演出者

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指出,所谓“国防文学”实际是不折不扣的卖国文学。他愤怒地抨击夏衍的《赛金花》一剧说: “在我卧病期中,……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这也是生活”……》) 江青,即蓝苹,在三十年代乃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国防戏剧”和“国防电影”的积     

一个反革命的教育纲领——批判“四人帮”办“政治大学”的罪行

“四人帮”为了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拼命抓住教育阵地,猖狂地要“同十七年对着干”。与“两个估计”的黑理论相呼应,他们又抛出了只办一个“斗走资派专业”的“政治大学”的反动教育纲领。这个纲领,从根本上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学校的无产阶级性质,全盘否定解放以来教育事业的巨大成绩,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为了澄清思想混乱,分清路线是非,肃清流毒,在深入揭批“两个估计”的同时,必须对这个反革命教育纲领进行彻底批判。“四人帮”及其死党,为了兜售其反动教育纲领,他们摆出一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架势,引经据典,竭力把他们的“任何学校都是政治大学”的反动口号,同列宁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革命口号扯在一起,胡说什么只有把各类专业学校办成“斗走资派专业”的“政治大学”,才能“实现列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事业”。     

“踢开党委闹革命”是十足的反革命口号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四人帮”的阿飞司令、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公然叫嚣:“踢开党委闹革命”。在这个极端反动的口号煽动下,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大小喽罗,曾一时“闹”的乌烟瘴气,黑云乱翻。他们上下串连,兴风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猖狂地向党进     

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

一九七七年底开始,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展开了关于一九三六年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讨论。这场讨论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国防文学”的污蔑不实之词,为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做了一点工作。还一致肯定了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这场讨论是有成效的,它的发生既不是什么人任意提出的,它的结果也不是更把思想扰乱了。当然,对于文艺界几十年来的一桩“公案”,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认识的完全一致,这是毫不足怪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论争中结束,可是这场论争却至今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则仅限于从学术的角度,谈谈对这场论争中几个问题的认识,以就正于批评者。     

“反映生活”与“表现自我”

“背对现实,面向自我”,这是“崛起”论者提出来的一个口号。他们主张“表现自我”,反对“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主张“回避去写那些”“英勇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他们把“反映生活”同“表现自我”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旧的美学原则,是过时了的旧观念,后者则是“新的美学原则”,“新的观念”。在“崛起”论者的这些新的口号和主张里,实际上所涉及的还是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即文学的主客观关系问题。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结合“崛起”论者的一些具体论点,谈点看法。     

“干予生活”口号的产生背景及其他

一大批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前后以“干予生活”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作品,经过二十多年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以《重放的鲜花》为集名,重新和读者见面了。同时,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新长征以来,又有许多勇敢干予生活的作品如朵朵新花竞相开放在社会主义文坛的花苑。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艺干予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和斗争,揭露和战胜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同时,对于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也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文学内容的变化和发展,各种文学思潮和艺术流派的更替,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产物。作为“干予生活”口号的提出以及一大批“干予生活”作品的问世,是由于文学发展的这个基本规律决定的。所以,我们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     

郭沫若与一九三六年的“两个口号”论争

在现代文学运动史研究的诸多问题中,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被弄得最为混乱。当年“两个口号”的主要提倡和支持者,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浩劫,都蒙受了程度不同的灾难。直至粉碎“四人帮”,这些同志才得以解放,历史上这桩公案也才有了公正评价的可能。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不能说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就没有分歧了。某些同志,囿于人事纠葛,仍不能公正地、客观地去看待历史的是非。这也许是“当事者迷”吧。有感于者,笔者以为较细致地回顾一下郭沫若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理论表现,也许有助于澄清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