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官社会交往关系管窥——以内官墓志撰写为视角

内官本为服侍帝王而产生,活动范围限于宫墙之内,历代帝王严禁内、外官相互勾结。相对于前代,明代内官活动范围较为广泛,与文官、士庶等社会群体的交往也更为密切。从内官墓志的撰写可以窥见明代内官与文官等若即若离的复杂社会关系。内官墓志因传主身份的特殊,其传主多集中于上层宦官,内容围绕该传主的生平履历展开,较其他文献记载全面具体。有关撰者与传主的关系,墓志中较为隐晦,很难断定二者关系究竟如何。明代内官墓志的流传亦较为有限,多集中在文集与传记资料汇编中,然数量很少,今人所见多依靠考古发现的出土墓志。明代内官墓志的特点与内官本身关系密切。     

试述元魏宗室墓志中的江南元素

元魏宗室墓志是洛阳邙山出土碑志的集中代表,其秉承六朝贵族主义精神撰写,凸显中古北方胡人贵族化运动的观念及成果。标榜文化素养是该类墓志的核心环节,细致剖析其结构元素,不难发现引领贵族时尚的江南新风占据相当的比重,具体包括玄谈、文学、宴饮、务虚、义理及书法等内容。在贵族化浪潮的席卷下,元魏宗室的气质风貌日益趋向江南化,此乃南北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文化史上叙写了绚丽的篇章。     

志铭分撰：唐代墓志文学研究之新视角

唐代墓志拥有史料性与文学性的双重属性,对唐代墓志的文学研究应该加强。从撰写者视角来研究唐代墓志,可以发现志文和铭文由不同作者分撰的特殊现象。从实际功用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铭之功用的看重;从文体分野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诗歌这种文体的高度认同。志铭分撰对于传世诗文别集中单独出现志文或铭文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也向我们揭示了唐代墓志发展的实际情形。     

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初探

洛阳新出土的花献墓志揭示了唐代后期洛阳一个家庭的景教信仰以及洛阳景教徒的生活点滴。花献及其家庭既信仰景教,同时又遵循汉地儒家的行为规范,体现出中古洛阳多元文化的影响。花献及其妻安氏的墓志由僧人文简撰写,反映了当时洛阳佛教与景教之间的关系。     

敦煌新出土《隋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考释——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三

敦煌新出土的隋大业八年(612)《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是敦煌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隋代墓志之一。该墓志为考古发掘出土,墓志内容涉及北朝至隋时期敦煌张氏家族、西域历史、府兵制等诸多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志主有可能为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后所置鄯善郡的第一任司马,志文记载可补史籍之阙。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讳辩》新论

韩愈的名文《讳辩》颇得世人好评。近年有些学者在注释此文时称道韩愈在文中“表现了他对人才的爱惜和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的精神”。这里涉及韩愈和李贺蜚声文坛的一段交往。细考两人经历,揣摩《讳辩》原文,却总感到韩愈写作此文,多少怀着一缕隐私,并非如宋琬昌所言:“愈作《讳辩》,可谓爱贺矣。”(见《谷昌集注序》) 中唐诗人李贺是唐朝宗室郑王的后裔,但他父亲只做了个边疆小官,而且死得早。李贺与幼弟依母而居,生活清贫。然而他才华出众,有一展所长、为国立功的抱负和勇气,有藐视权威的精神和兀傲自负的性格。他渴望知遇,借以致身通显。大约在十九岁时,李贺已经     

反阉党斗争的赞歌——评《五人墓碑记》及其他

张溥(1602—1641)的《五人墓碑记》,从标题上看,应该归入“墓志”类;但实际上与传统的“墓志”文很不一样,从思想内容到写作方法,都表现了可贵的创新精神。封建社会的“墓志”,一般是为达官贵人或其亲属写的。其内容是“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罗列所谓“德善功烈”和“学行大节”;实则以“谀墓”为旨归,多夸诞不实之词。既符合事实,又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汗牛充栋的墓志文中所     

北宋任布家族世系与婚姻初探

任布家族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伊川,这些家族墓志保留了任布家族成员的信息,记载了家族世系、兴衰和婚姻等内容.共有七方墓志,分别为任布之子三人,儿媳二人、孙一人、重孙一人.通过对其家族墓志研究分析,既可了解任氏的家族世系,补史之缺,又可以大致梳理出任布家族从后唐到北宋徽宗年间由盛而衰,复盛复衰的发展脉络.此外,通过任布家族婚姻情况和兴衰史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宋代科举制度对一个家族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北宋王道宁墓碑志探讨

近日，在名城歙县太白楼一新安碑园内。博物馆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一块北宋碑形墓志。其墓志的主人是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徽州人王道宁(讳承裕)。此墓志呈圭形，石质，长118厘米，宽84厘米，高为6厘米。是采用碑的形式和志的内容做成，碑有圆额，上刻篆文，墓志正文则为楷书，志文以自右而左，自上而下的方式刻成，且字体规整，刻工精美，共计560个字。墓志铭全文大致如下。     

两宋时期的秦观诗研究

秦观是北宋文坛上的重要作家,“苏门四学士”之一,诗、词、文俱佳。秦观诗在宋代享有较高声誉,当时学人对其诗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两宋时期研究为后世秦观诗研究奠定了基础,影响了后代对其诗的定位和评价走向。     

北齐《张谟墓志》与北新城

2006年,大同地区民间发现了北齐《张谟墓志》拓本一帧。张谟系北齐武平五年(555)到任的北新城领民正,"武平六年十一月五日薨于新城治所,""七年三月十二日窆于新城之北岗。"循《张谟墓志》之迹,于大同市西南150公里的朔州市朔城区梵王寺村北500米发现了一处北魏、北齐古城,墙垣宛然。其西半为北魏城,又被里人指为皇城。皇城之西、之北多有古代墓葬,照壁山被称为皇陵者径40米,北岗复有称太子坟的新盗封土,二陵间尚有二较大坟冢,皆有盗洞。据《魏书》",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北齐书.地形志》载:"朔州……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同书《高叡传》又载,天保"八年,征(高)叡赴邺,仍除北朔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于此可证,朔州市梵王寺村之古城,即北魏之平齐郡,北齐之北新城镇和北朔州。它还可能是代王拓跋猗卢南移的小平城。     

钱锺书“超然物外”了吗？

1978年,钱锺书修订《宋诗选注》序言的时候,引用了1977年发表的历史文献,但他却保留了作序的时间（1957年）。序言中的时间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一桩文坛公案。某些学者认为,钱锺书一生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都是超然物外的。事实并非如此。既然钱锺书是以擅长讽刺而著称的作家,即证明他不是超然物外的。     

“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论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现象

宋代田园诗词的创作都存在破体现象。北宋时期主要是词的破体,即把田园这一传统的诗歌题材引入词的创作领域,或化用诗歌的字句,或融其诗意,体式上也接近于齐言。苏轼完成了飞跃性的转变,其田园词在破体的基础上自有新创,语汇、句法和主题都对南宋田园诗产生重大影响。南宋时期,田园诗词的创作进入"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的双向互动阶段,田园词诗化和田园诗词化的现象同时并存。辛弃疾的田园词继承了汉代以来诗歌的优良传统,博采众家之长;诗词兼善者的田园词往往不可避免地接近其诗的面目腔调。而南宋劝农类的田园诗则全盘接受苏轼词的影响,更为普泛的现象是田园诗沾染上了些许词的格调韵味。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是良性的。经过破体,诗词互相借镜,相资为用,都取得了不俗成就,共同推动了田园题材在宋代的新的繁兴。     

稼轩词锤炼字句与对仗的艺术

辛弃疾词起笔如奇峰飞来,扣人心弦;结尾多隐喻象征,寓意深远。好做奇怪语。炼字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词中对仗的内容、形式、手法丰富多样,使词篇骈散结合,兼具参差与对称之美,尤善于在对仗中以开阖、正反、抑扬造成"合力"效应,表现出新鲜深厚的情思意蕴。     

宋濂集类著述新考

宋濂是元末明初的重要作家,其著述宏富,遍及经、史、子、集各部诸多类别。其中集类著述可分为单刻本、选本及汇刻本三大类。文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其文集的版本源流重新辑考,发现不少新的版本,同时,对以往研究中的舛误进行了纠正。     

生命的礼赞——论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通过＂性爱＂这一有争议的主题揭示了人性中的本能力量,辛辣地批评了现代工业社会,热情地讴歌了人的生命力的伟大。     

南宋诗人巩丰考论

巩丰一生坎坷,然工于诗,多至三千余首,颇受时论好评。只因《宋史》无传,其诗又大多流失不传,后人对其人其诗知之甚少。就现存巩丰诗而言,多抒写眼前景身边事,清真自然,平淡悠远,亦足可自立于南宋中后期之诗林。     

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我对宋朝历史地位的认识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