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代的世卿巨室及其再封制度

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说:“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又说:“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这一论断,征诸古籍和周金铭文,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政治结构,并不吻合。周王或诸侯的卿大夫,不仅同姓亲族可从世袭,就是异姓贵族及其卿大夫大概亦都世代相袭,传之久远,而且有有一种(?)制度。     

周初无大夫称谓考

在先秦典籍中,天子(或王)、诸侯(或公)、大夫、士这一系列周代统治阶级的等级称谓出现得相当频繁。传统认为,这一系列等级名称是与周王朝建立,封邦立家的开始同时出现的。然而,细考西周历史文献,“大夫”这一称谓却很少见,在周初的信史材料中,根本就没有“大夫”这一名词。我认为,周初并无大夫这一等级称谓。这一等级称谓是在西周末年才出现的。     

庄子“三剑”与企业之道

用剑、治国、治企道理相通庄子在《说剑》中与喜欢剑术的赵文王有一番关于剑的话语,庄子曰:"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天子之剑……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     

“去国逾竟”之礼与《桧风·素冠》诗旨探微

先秦典籍中多次出现素冠、素衣、素韠,考察可知其未必是因三年之丧而服,而是有周一代天子、诸侯、大夫、士等不同贵族阶层在士冠礼、乡饮酒礼、燕礼、视朔、聘享、朝见、祭祀、去国、灾荒、军败、出行等不同场合所穿的礼服或常服.《桧风》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考,其大致创作时代为西周末(周夷王、厉王之后)至东周初(桧国灭亡时).此时桧国面临严重政治危机,内忧外患并至,在内国君恃险不修德治政,骄侈怠慢、贪冒好利、百姓不附;在外郑恒公伺机而入,东寄帑贿,取地夺民,所谋甚大.面对危机,桧国大夫或士进谏无果反遭放逐,去国离君之际行“去国逾竟”之礼,素服“为坛位乡国而哭”,国人(士或大夫可能性最大)送别而作《素冠》.诗人感于桧国内忧外患之危急形势,目睹有识之士素服遭逐,悲伤蕴结之情浓重     

试谈辽礼及其与唐礼宋礼的关系

我国古代中原各王朝都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无一不以“礼制为本,法制为用”做为其统治的指导思想和统治的基本手段.古代的“礼”,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等一系列典章制度以及贯穿其间的思想观念;就狭义说,则专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经常举行的祭祀、朝觐、冠昏、丧葬、军旅诸方面的礼节仪式.礼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及其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历代王朝,为了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地位和维护统治秩序,又把“礼”制度化,成为礼制.     

百科瞭望

我国春秋之前没有将军,管军事的叫司马。由于军队数量少,天子也只有六军,每军才2500人。诸侯最多不准超过三军。当时每军的统帅叫卿。卿以下称为大夫(师),大夫以下叫士。到了春秋时代,诸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增加兵力。因为大国诸侯常常有三军,只能设三卿。于是就把扩充军的统帅称作“将军”,意即将领一军的意思。以后军队的数量越来越大,将军也就越来越多了。作战时军队得由一人统率,因此,在将军中选拔出“大将军”或“上将军”来全盘指挥。到了汉代,军队数量更多,单设一位大将军也管不过来了,于是又出现了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     

西北历史也曾一度辉煌--谈编写《西北通史(第一卷)》的一些感受

“制礼作乐”。分封制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宝塔形的贵族等级制 ;而宗法制则使分封到各地的庶子 ,形成层层藩屏最高宗主——周天子的政治结构。所谓“制礼作乐”,其中“礼”的内容很丰富 ,概括说来有吉 (就是祭祀天地神明之礼 )、凶 (就是贵族丧葬和年成凶荒之礼 )、宾 (就是贵族朝聘、接待之礼 )、军 (就是贵族军事活动之礼 )、嘉礼 (就是贵族饮宴婚冠之礼 )等五类 ,包括了奴隶主贵族经济、政治生活及衣、食、住、行、丧葬、嫁娶等所有的行为规则。所以 ,周公制定的“礼”,无疑是维护贵族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     

“德”观念的嬗变与春秋时期诫勉诗的演化

春秋时期传世的比较典型的诫勉诗,主要有《诗·邶风·谷风》、《卫风·氓》、《齐风·鸡鸣》、《秦风·终南》、《大雅·抑》及逸诗《暇豫歌》、《祝辞》（二首）。就诫勉对象而言,可分为他诫与自诫两大类;就诫勉内容而言,关注点聚焦在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士等不同社会阶层贵族之“德”上,这是因为是否有“德”,是关系到国家存亡与个人祸福的重要因素。由于自西周初期开始,“德”观念逐步完成了由“天德”向“人德”的转变,“敬德”思想观念相伴而生,成为诫勉诗创作动机生发的思想根基。而作为实现“敬德”基本途径的“诰教”与“慎独”方法,则分别对他诫类诗歌与自诫类诗歌创作动机的生发产生了直接影响。       

论春秋时代的贤人群体

论春秋时代的贤人群体王泽民春秋时代，伴随着由天子而诸侯，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家臣的政权下移运动，一批以卿大夫为其主体的有修养、有见识、有才干、有思想的贤人相应而生。他们或频繁交往，或后先相继，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以贤为纽带的简单群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偏指副词“相”的修辞意义

偏指副词“相”的修辞意义李索《说文·木部》：“相，视也。”作为虚词，“相”的常用意义是“互相”“交相”。但在文言文中，“相”字还有一种较特殊的用法，即有关ＡＢ双方一方施而不受，一方受而不施。如：Ａ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     

孔子的社会理想

提起孔子的社会理想,便不免使人想起他的如下一段话: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溪州铜柱铭文刍议

公元939年(后晋天福四年),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士愁战,士愁败,割溪、锦、奖三州请降。在此情势下,马希范踌躇满志,认为“五溪初宁,群帅内附”,可谓功烈垂成,应该仿效其先祖昭灵王伏波将军马援“平征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浦”之例,拟在溪州树立铜往,记下自己的赫赫战功。于是他召见天策府学士李弘皋,要李根据《左传》中鲁大夫臧武仲论铭时所说“天子铭德,诸侯记功,大夫称伐”的精神,在行将竖立的铜柱上“为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周代宫室考述

周代士、卿大夫、诸侯、天子等不同爵位者在住宅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贫苦人民只有一间房子,一室、一门;无宗庙.士是一室一房一堂,有正寝无燕寝而有下室,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一.卿大夫是一室二房一堂,有正寝又有燕寝一,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三.诸侯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三,三门(皋门、应门、路门)三朝(燕朝、内朝、外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天子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五,五门(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三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别有二祧庙.     

明代山东民众信仰的多样性

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明确规定了国家允许进入祭祀的神灵。为了强调正统信仰的合法性,明太祖从法律上强化官方宗教,洪武三年六月禁淫祠制日：“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卷五三,P1037页,洪武三年六月甲子）但明中叶以后大量民间信仰开始进入国家祀典,民众信仰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左传》"士有隶子弟"献疑

关于<左传>所记"士有隶子弟"一事,前人的认识值得商榷.首先,<左传>所记"士有隶子弟"属于"士有朋友"的范畴,应该是指"士"在自身家族成员之外有被隶如子弟的僚佐;其次,不但"士有隶子弟",即便天子、诸侯及卿大夫也有"隶子弟",只不过形式上与"士有隶子弟"有所区别;再次,"委质"与"策死"乃是形成"士有隶子弟"这一人际关系的两种不同方式;最后,"士有隶子弟"可能包含隶如子与隶如弟两种隶属关系,这两种关系在内容上有所不同.     

“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治权，只充当首领。柳宗元否认诸侯能倍加爱护封国之土田人口，其势力过大却挑战朝廷权威，乃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封建必将被郡县所取代。但分封制激活了地方，加速土地开发与人口繁殖，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振兴，催生贵族阶层，则也是事实。整个西周历代天子都把精力消耗在为“亲亲”确立制度体系、处理复杂血缘关系上，可依然有不断的亲亲相害，应该认真反省这种政治方式。     

内史过的兴亡说

预言家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未来,除了真的具有大部分人没有的能力,重要的是可以知微见著内史过是周大夫,生平不详,见诸史册的年代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两朝。他的本职工作据说是"掌爵禄废置,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大部分人只以为他是一个贤者,实际上他还是预言家。     

《丧服》的服、期、称谓和成文原则——《仪礼·丧服》研究

《仪礼》十七篇,《丧服》今本列在第十一篇。《丧服》实际包括经、传、记三部分。《仪礼》十七篇唯《丧服》有传。据唐石经及释文,汉、唐时称《丧服》为《丧服经传》。《丧服》是讲丧礼的服制的。古人最重丧祭,但如《丧服》所记录的丧服制度的形成,应是周代的事。《丧服》以士、大夫为主,旁及诸侯、天子;以男子为主,旁及妇人。研究《丧服》不但可以追寻氏族社会的遗踪,更主要的是可以了解周代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等级社会制度。     

西周初期盟誓述论

西周初期,盟誓作为灭商斗争的一种政治手段,对壮大周人力量、分化瓦解商纣集团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周公东征之后,盟誓成为构建西周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形式,使诸侯与天子建立了宗法血缘关系之外依靠神灵监督效忠的政治从属关系。同时,诸侯也通过盟誓方式将异姓贵族纳入了周人宗法秩序,从而扩大了西周政权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