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依据

普遍管辖原则的理论依据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接理论依据———“连带理论”;第二层次是其观念基础。现代国际法背景下连带性理论的观念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类“共同利益”或“整体利益”观念的加强;二是有限主权观念的强化。与其他相关学说相比,我国学者所主张的“国家意志协调说”在解释国际法效力上相对较为合理。国际法效力的关键在于“国家意志”,但并不是指个别国家的意志,也不是各国之间的“共同意志”,而应当是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调。国际犯罪的猖獗为普遍管辖原则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先天缺陷使国际社会不得不倚重国家法院管辖这种国际刑法的间接执行方式,这就为普遍管辖原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传统管辖原则的管辖漏洞又直接体现着普遍管辖原则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普遍管辖原则的应时而兴成为历史的必然。     

对在刑法中增设海盗罪的思考

海盗罪是一种严重的国际罪行,近年来其发案率已呈上升趋势,严重危害到海上公共安全和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专门规定了海盗罪,我国已加入该公约,但我国刑法中没有对海盗罪进行规定.借鉴国际刑法和域外刑法对海盗罪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增设海盗罪存在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具体增设时应在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章来入罪,规定其为一种在海上对船舶或航空器以及船舶或航空器上的人或物实施暴力、胁迫或其它扣留、掠取行为.     

论中国面临的海盗问题及海盗罪国内立法的必要性

本文着重探讨中国通过立法加强对国际海盗犯罪打击的必要性。文章指出了中国面临的海盗威胁,事实上,我国远洋运输日益成为海盗攻击目标,以海盗为首的海上犯罪对我国海上通道安全威胁的严重性已日益显露,海盗已经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如何通过法律打击海盗,保护我国远洋安全已迫在眉睫。立法方面,虽然我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该承担公约规定的相应义务,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对海盗罪未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适用过程中有着重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我们认为,将海盗罪在国内立法中加以明确化是必要的。具体而言,我国可以采用刑法中设立海盗罪的立法模式,明确海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从而解决这一司法难题。中国应认真考虑,逐步规范审理海盗案件的司法程序,整合现有打击力量,以有效打击海盗犯罪。     

从国际合作透析对索马里海盗行为的打击

索马里海盗行为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影响和破坏国际海运安全的问题之一，构成了严重危害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罪行。通过分析海盗行为的危害性、打击的必要性以及国际合作打击海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打击海盗的进路。     

浅析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

我国已正式成为WTO成员国，这意味着我国与国际社会全面合作的深化。与此同时，在处理日趋繁多的涉外民事争议时，应最大限度的扩大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基调的协议管辖的应用。本文从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渊源出发，探究了其具体司法操作及效力问题，并时该制度的完善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以期对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刑事普遍管辖权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对策

刑事普遍管辖权是现代国际社会有效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近年来在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刑事普遍管辖权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我国应积极应对,并通过对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的完善来保证刑事普遍管辖权的实现。     

完善我国公证管辖制度的思考

我国法律对公证管辖制度规制得过于严格,并且缺少违反公证管辖的法律效果的规定,给公证实践带来了不便。完善我国公证管辖制度应该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遵守便民原则,不偏离公证的国家权力属性、服务义务属性以及公证法的强行法本质。     

论海上国际犯罪的船旗国管辖原则

目前学术界关于对船舶上犯罪的刑事管辖权根据,主要有属地原则、属人原则、登记国管辖原则、专属管辖原则等观点。这些观点不但存在理论错误,与实践不相符合,而且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矛盾。船旗国管辖原则是解决此类犯罪管辖权根据的唯一正确选择。公海普遍管辖原则是船旗国管辖原则的补充。我国《刑法》关于空间效力相关条款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矛盾,应当加以完善。     

酷刑罪的构成

随着世界范围内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酷刑罪这种严重的国际罪行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拟着重探讨酷刑罪的构成特征,以求教于大家。一、酷刑罪侵犯的客体与对象一般而言,酷刑罪是指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之人唆使、同意或默许他人,故意实施对他人肉体和精神上产生极大痛苦的行为。〔1〕作为一种国际犯罪,酷刑罪所侵犯的客体不同于国内犯罪,它侵犯的不仅是权利的某一方面,而且是多方面权利的综合体。同时,和其它国际犯罪相比,其侵犯的客体也有特殊性。有观点认为,酷刑罪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首先是人类社会和平…     

从我国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谈中国民事诉讼中的管辖制度完善

有人说民事诉讼的管辖权之争是律师参与民事诉讼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在我国当前这种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下，民事诉讼管辖权之争（包括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对当事人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二十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曾专门就管辖问题作出解释、批复、电话答复等近二百件，但仍未能从根本上遏止各级地方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管辖权方面的争纷。从某种现象上看，     

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

当代国际社会在协议管辖制度上形成了扩大其适用范围、放宽其形式要件、弱化被选择法院与案件联系因素的宽松化趋势,并同时出现了公共政策和弱者保护原则对其加以限制的倾向.我国的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基本上没有反映出上述趋向,因而应进行适当的完善.不过,在目前,由于案件国际转移现象的可能性,我国还须坚持"实际联系原则".     

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普遍整合的实现路径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从“普遍一碎片型”转向“普遍一整合型”,实现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社会保障制度整合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普遍整合的关键环节,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制度整合难度相对较小。全面推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普遍整合的目标是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实现路径包括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整合、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和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举证责任与财产申报制度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罪名的设立,是对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监督管理的需要,是防止权力滥用和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需举证责任倒置。我国应尽快建立财产申报法,完善财产申报制度,让大众对公职人员财产变化进行监督。     

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立法窘境与消解

《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作了重大修改,主要是因为修正前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存在设罪模式滞后、行政处罚前置失当与刑事责任配置过轻等明显的立法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社会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大程度上放纵了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的不法分子.为消解这些立法窘境,《刑法修正案(九)》修订了本罪的设罪模式,降低了入罪门槛,修正了行为要件,在立法理念上实现了从结果犯向行为犯的华丽转身,契合了“严而不厉”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向.并且修订后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需要理清几个问题,即行为方式的正确理解、情节犯的准确把握以及本罪在司法适用时与相关罪名的界分与竞合.     

高空抛物罪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个罪的保护法益并不完全依据个罪的构成要件确立,而是对个罪的构成要件具有矫正功能;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是公共安全而不是社会管理秩序.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是在高位随意抛掷可能导致他人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物品而危及公共安全,或多次实施高空抛物的行为;高空抛物不同于高空坠物;成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成立高空抛物罪的间接正犯或不作为犯.司法解释应当依据伤害标准、概率标准与行为标准确立情节严重的类型.     

法治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环节: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以普遍信任为视角

法治的本土资源,指向的是一种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对,体现为习俗规范、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观念等.法治现代化需要本土资源的孕育与支撑,而其本土资源构筑和完善的关键,在于推动该国以特殊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向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转变.现代法治所需要的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是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以普遍信任视角来审视法治现代化及其社会转型的动力和条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度环境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对制度环境的影响分析,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但同时FDI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区域制度变迁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发展则进一步加深了FDI区位分布上的非均衡。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规范考察与适用探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妨害安全驾驶罪,可以改善以往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形式化"认定和"重刑化"处理.该罪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具有社会性和公用性,且处于载客营运状态,一般主体实施的妨害行为不要求对驾驶人员造成实际伤害,也不要求完全取代其正常控制.驾驶人员实施的妨害行为不以遭受袭击为前提,其殴打行为具有主动性和违规性.宜将本罪定位为准抽象危险犯,对是否符合法定行为样态进行抽象审查,对妨害行为的危险属性开展具体判断.区分此罪与彼罪,应以罪刑均衡为判断目的 ,以危害结果为判断指引,以危险相当性为判断标准.对驾驶人员的妨害行为与正当防卫的区分,应立足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综合判断.     

中国企业刑事合规误区的澄清和制度瓶颈的破除——基于与美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比较的视角

美国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对我国相关制度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全面比较中美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可发现两国制度的差异,由此决定我国不能照搬美国,国内理论界存在的一些误区需要澄清。如果要把刑事合规激励范围扩大到重罪的不起诉、激励手段扩展至对企业犯罪主体的附条件不起诉、延长合规考验期等则需要破除现行刑事法的制度瓶颈。刑法的修改包括：规定单位犯罪定义,在对单位犯罪一律“双罚”的基础上规定企业合规激励制度,增加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程序法的修改包括：确立犯罪单位和负责任的自然人起诉分离原则,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将涉罪企业合规整顿规定为诉讼中止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