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反佛老思潮及其特点

佛老二教的避世思想与儒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态度迥然两异,且佛老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危害深为儒者所忧。宋儒继韩愈之后,掀起了一场自佛老流行中国以来最广泛持久且最深入的反宗教的思想运动。对佛老二教的排斥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如宋代朱熹所说:“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二程就理上论。”二程以“理”排佛,论者颇不乏人,本文拟就宋仁宗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反佛老思潮及其特点等有关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一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几经兴衰,至唐代而大盛。道教之于李唐,也备受尊崇。五代后期,周世宗大毁佛寺,佛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道教在战乱中也被剥弱,即如道书《三洞修道仪》中所说:“五季之衰,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难逃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颓。” 宋朝建立后,佛道二教逐渐再兴。北宋前期,统治者为了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需要,提     

韩愈的名实观与攘斥佛老

在名实问题上，韩愈名实兼重，不同于柳宗元之去名求实。韩愈虽排佛老，但不以佛老废人，对于僧人道士身上近于人情的质素仍持肯定态度。本着以实正名的原则，韩愈希望僧人道士能弃佛还俗，复归儒道。     

试说伟教对韩愈《师说》之影响

韩愈是唐朝著名的反佛斗士 ,但在思想和精神上却仍受佛教影响 ,其名篇《师说》就称得上是佛教文化影响和孕育的结晶 ,如文中关于教师职能救迷解惑的见解、师生关系上的平等观念、学生智慧过师的不凡识见以及他勇为人师的精神气度等 ,都闪耀着佛教思想与精神的火花与光芒     

欧阳修佛教观“好名而欺心”辨析

张商英根据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而排佛的行为,认为欧阳修“好名而欺心”,其实,细读《六一居士传》就可以发现:“六一一居士”之“居士”一词含义并非佛教用语中“居士”的含义,而是隐居不仕之意.另有人认为欧阳修主张排佛与为幼子命名为“僧哥”(“和尚”)的行为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可以考察民俗来解释,因为民俗中自古就有以贱命为名,取其好养活之意.可以说,欧阳修并非“好名而欺心”,其佛教观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     

略论韩愈的反佛道斗争问题

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韩愈,在唐代后期的知识界曾起过领袖的作用。现仅就韩愈的反对佛、道的斗争问题,略加论述如下。 一、韩愈反佛、道斗争内容的剖视 佛道二教自从汉代传入和产生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提倡,发展到了隋、唐,势力达到了新的高峰。特别是佛寺,占有大量土地、农户,自征租税,自立法统,俨然成了一些独立的宗教王国。这样既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又侵蚀了国家的财政,从而也激化了朝廷和宗教、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于是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便纷起揭露佛、道(主要是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付奕、辛替否、姚崇、李叔明、彭偃、裴伯言、李吉甫等,从唐初到中叶,相继向皇帝剀切陈词,疾呼佛道危害的严重性。这些人就是韩愈反佛道斗争的先驱。韩愈的反佛、道斗争,正是有唐二百年来反佛、道斗争的继续发展。他的反佛、道,系以反佛为主,而反道次之。对于佛,他是“讼言攻之,嫉之如仇”的(《栾城集》卷20《试进士策向二十八首》)。反道则比较一般化。推其原因则为:     

排斥与兼容——从韩愈的《论佛骨表》说起

“抵排异端，攘斥佛老”是韩愈复兴儒家正统教道的指导思想。他以儒家学说为宗旨，指出佛老的弊端，认为它们是“夷狄之教”，传承的儒家教道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完整体系。他的排佛老是与维护儒学同时进行的。他力倡复古，对抗异端。将儒家所特有的仁义作为定名，“合仁义而言之”。韩愈的排佛老，是对前代各家每一阶段认识论上的总结。韩愈与佛徒道士者流的交往，体现了对立观点的学术流派之间的兼容与取舍，实质上是广泛地吸收了各学派的精粹。     

儒佛之际与宋初性无善恶说

汉唐儒家“罕言性命”导致长期的颓势,与善恶判断直接联系的性三品说解决不了“天何不平乎”的问题,宗密围绕“本源”对佛、儒优劣的评判暴露了儒家的窘境。从李翱到欧阳修,《乐记》、《中庸》的资源受到重视,“人生而静”和“天命之谓性”开始结合,先天本性无善恶为学者所接受,并由此展开了儒家的“复性”之路。性无善恶的思考开始于佛教,从惠能到延寿,明确提出了“性无善恶,能生善恶”之说,使理论的重心从千年来着眼于善恶判断的人性论,向性体与善恶相状相互作用的本体论转化。欧阳修奋起反佛,彰显礼义以作为“胜佛之本”;契嵩批驳欧阳修的辟佛论而大倡儒佛和合,但在性无善恶的问题上,二人实际上又走到了一起。以佛家为先导的性无善恶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哲学以性为本观创建的开始。     

韩愈谏迎佛骨的历史意义

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韩愈,一生最大的功绩,除了倡导古文运动和在文学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之外,在思想领域里,他主张恢复儒家正统,排斥佛教和道教,也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他反佛的行动在当时未能很快取得成效,然而他反佛的理论却给后代留下深远的影响,并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早在西汉末年,佛教就已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到唐代愈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吏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欧阳修：一个终生排佛又难定归属的居士

欧阳修既曾著文强烈斥佛,又与佛徒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庆历新政失败后,他在滁州贬所一度消沉,与多名佛徒接触,日后虽然文学上日趋成功,政治上日趋稳健,但思想上始终没有改变对佛教的己见。致仕后改＂醉翁＂为＂六一居士＂,甚至有文字记载他是持《华严经》卷宗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没有任何一部佛教典籍把这位居士列入佛门章次。＂居士＂一名究竟如何归属,成了一个难以理清的谜团。     

论韩愈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韩愈在经学史上有独一无二的贡献,主要有:立儒家之道统、辟佛老之学说、开舍传求经之方法、尊《大学》《孟子》之经典。韩愈以上之作为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致思方向,为宋明理学在经典选择和理论构建方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韩愈试图从经学自身的历史与经典中寻找自身发展资源,对后世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韩愈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坛经》思想与中国艺术的关系

《坛经》是我国佛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僧人惠能撰述的佛教典籍。惠能在《坛经》中将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将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将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将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世间求解脱等重要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欧阳修对韩愈及其碑志文法的接受与超越

欧阳修对韩愈其人、其文的推崇无人能比,本文从韩欧比较的视角阐释了欧阳修对韩愈人生价值观的接受与超越、欧阳修对韩愈碑志文法的接受与超越及其原因。对加深认识韩欧其人与文的异同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点。     

跳出“扬韩抑柳”的历史偏见

对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历代评论者大都“扬韩抑柳”。此论颇不公正,且至今仍有影响。李焰平在《韩愈与柳宗元之比较》(载《祁连学刊》1991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对韩、柳的的家世与生平、政治思想、文学主张与文学风格之比较研究,作了较中肯的评价。一、从政治思想看,韩愈是个天命论者和鬼神论者,尊儒术,排佛老,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柳宗元则是个无神论者,认为宇宙是物质的,无始无终     

韩愈之后第一人--论欧阳修对韩愈及古文运动的承继与传扬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极为当时及后世文人所推崇.而在古文运动自唐而宋的过渡、承接中作用最大,又最推崇效仿韩愈的,当首推欧阳修.欧文拟韩与欧诗仿韩,韩欧文体,宋盗唐与欧盗韩,法欧与宗韩,为前人对欧阳修在继承传扬韩愈及古文运动方面的评说,从而探索出韩欧之间的一线文缘.     

略论《空山灵雨》与印度佛学

印度佛学的佛义是许地山创作《空山灵雨》选择性接受的第一个对象,是他探索生命、思考人生的一个工具。“多苦”、“虚空”使他试图从佛教信仰中推演出一套立身处世之道。他想通过佛教研究而找到人生希望。《空山灵雨》是许地山对人生进行探索而写下的一份独特的答卷,它的文本充满了许地山研究佛学而不迷信佛学的质疑,在质疑中,他由“谈佛”走向了“反佛”之路,由信士而斗士。     

欧阳修十年困守期诗歌与其佛老思想

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官滁州到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欧阳修回京城任职的十年期间是欧阳修遭遇挫折苦难之典型时期。如果说于遣玩中扬弃悲哀是欧公乐天从容、渊雅自适之人生态度的展现,那么融汇佛老思想以化解哀愁则是欧公心态转向闲逸淡泊、宁静旷观之体现。融汇佛老思想以化解哀愁是这一时期中欧阳修思想心绪的主要特征显现。十年困守时期中欧公这一思想心绪展现了排遣和扬弃悲哀苦痛的显著特点。     

论《醉翁亭记》的创作渊源

欧阳修创作于庆历年阃的《醉翁亭记》。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篇典范作品,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人们欣赏和研究的热情。在宋元文人看来,《醉翁亭记》吸收了古代经典作品的创作经验,也受到中唐韩愈散文创作的影响,这两方面的认同也为《醉翁亭记》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自宋初到欧阳修的时代,散文作家们逐渐语助词在文章中的审美作用,他们的散文创作实践产生《醉翁亭记》的现实文学土壤。正是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欧阳修创作了这篇千古美文,并借此将北宋散文革新运动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