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互为影响。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大公报》的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大公报》采用白话文,改良栏目,刷新精神,成为一份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另一方面,《大公报》把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内容传播给人们,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     

杜威、罗素来湘讲学及其影响——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罗素应邀来湖南讲学。在当时湖南各报对其讲学的报道中,长沙《大公报》的记载最为详尽。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探讨杜威、罗素来湘讲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杜威在湖南讲学的内容主要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罗素在湖南演讲的专题为游俄经历及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受到思想界、教育界人士的热烈追捧;罗素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对那些正在为中国的前途苦苦思索、关注社会政治思想的年轻人影响较大。     

论《大公报》在反袁称帝斗争中的影响

《大公报》创办之日,正是拥袁称帝与反袁称帝斗争酝酿之时,在反袁称帝斗争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大公报》态度明朗,高举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的旗帜,其办报主旨第一条即是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大公报》的反帝制宣传可分为三个阶段。《大公报》坚决的反对帝制立场,赢得国民的好感,使其销数激增,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区有影响的大报。     

毛泽东同志与“五四”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会

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亲自创办了《湘江评论》,主编《新湖南》,指导和帮助《湖南通俗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还组织和领导了“平民通讯社”,向《新青年》、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撰文投稿。毛泽东同志这些新闻工作的实践,同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与研究是分不开的。早在中学期间,年青的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新闻报刊,到北京之前,就有创办报纸,进行革命宣传的打算。他认为报纸是活的历史,通过它可以了解和分析政治形势,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①。从十七岁起,他就坚持每天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细心     

西北“纪实”与现代中国的想象性建构——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1927—1936)

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曾映证并推动了民国西北开发思潮的形成，也曾为现代中国建设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大公报》新闻传播、经营管理策略，《大公报》与1930年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虽有少数学者涉足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与1930年代西北开发、西北社会发展研究，但目前仍较少有人关注到当时《大公报》新闻叙事与西北开发思潮的兴起，以及现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关系。     

沈从文与《大公报》

《大公报》与沈从文有很深之“缘”，这不仅仅缘于沈从文1902年诞生那年，《大公报》也在天津创办，而且更在于此后沈从文与《大公报》长达近20年的相处过程中，发生了与他一生活动有重要意义的诸多事件，如在发表过沈从文作品的所有报刊中，数《大公报》上刊载其作品为最多；在沈从文1949年前所经历的6次大的文坛论争中，有4次是因他最先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引起；沈从文在其整个报刊编辑活动中，唯有对《大公报》的时间、精力与心思等投入最大；沈从文的一些代表作（如《湘西》）最先由《大公报》推出面世；沈从文等人经营的《大公报…     

1911-1920年毛泽东的编辑实践

青年毛泽东早期积极投身革命报刊的编辑实践 ,在创办《湘江评论》和主编《新湖南》以及为《大公报》、《申报》等国内诸多报刊撰写、编辑稿件、设立各类通讯组织等编辑实践中都表现出以报刊为阵地 ,与封建专制制度、与军阀作战斗 ;表现出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和宣传的编辑实践特点     

毛泽东早期以《大公报》为轴心的新闻活动论略

1919年的五四运动震动全国,影响所及,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学生爱国运动遂演化成轰动海内外的反对封建婚姻大讨论、驱张运动以及湖南自治运动。作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青年毛泽东充分利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发表了大量文章,包括消息、时评、杂感、通信等等,大张旗鼓地进行革命宣传,为运动的发动、发展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长沙《大公报》则密切配合,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大量刊发有关运动的各类文章,积极热情地宣传、鼓吹运动。它所刊发的文章很多成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为研究湖南近代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浅析“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文学副刊

从《大公报》的办报思想,创刊宗旨为切入点,尤其是针对"新记"《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分析,梳理二者间的相关性,以此阐明这一阶段《大公报》文学副刊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副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民国成立前《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对1902年至1911年《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进行梳理、研究,得出此间的《大公报》积极宣传现代体育思想,提倡＂尚武强兵＂、反对妇女缠足,积极提倡女子参加体育锻炼、鼓励各种体育社团的建立等内容。     

浅谈新记《大公报》抗日战争时期的办报艺术

作为中国报业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张报纸——《大公报》创造了诸多辉煌,《大公报》的抗日救亡宣传报道,充分宣示了日本侵华的非正义;《大公报》在办报理念、文人论证、宣传谋略、人才培养等方面显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更是大公报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时期。     

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

《大公报》是近代史上一份十分重要的报纸。自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津门,至1912年2月23日,是英敛之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就是清末立宪运动由萌芽到勃兴乃至消亡的时期。英氏《大公报》不仅是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立宪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和支持者。对于立宪风潮的涌动激荡,《大公报》始则倡言于下,继则推动于中,不仅陆续刊登各地立宪的准备情况,公布政府大员的要折和各地来往的要件,还以言论和闲评的形式发表各界人士的评议,充当立宪运动的监督者。在国会请愿活动中,《大公报》予以密切关注,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积极为其造势。该文以此为突破口,对英敛之、《大公报》和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英氏《大公报》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并对立宪运动进行重新审视。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法国文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法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均有批判与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话;对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与卢梭的思想和艺术风格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异同。     

不穿军装的国民党上将

80年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就中国问题发表看法,激起中国思想学术界颇大反响。罗素离开后,刚从英伦学成归来的杨端六在长沙作了题为《和罗素先生谈话》的演讲,主张理性地对待罗素的学说。杨端六的观点,被时任新民学会领导人兼长沙《大公报》特约记者毛泽东记录下来,并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刊登在当年的《大公报》上。     

湖南女界“五权宣言”的提出及引发的论争——以湖南《大公报》(1921—1922)为中心

湖南《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湖南"最有影响、声誉最好"的地方性民营大报,该报在1921—1922年间对湖南制宪自治运动予以高密度跟踪报道,尤其关注湖南女界联合会的行动,使女界"五权宣言"成为社会舆论的聚焦点。考察湖南女界"五权宣言"提出的历史语境、引发的论争及背后渗透的性别冲突,进而作出一定的历史评价,无疑是极有学术价值的。     

从一首散文诗看吴宓的为“诗”与为“人”

吴宓1931年6月在巴黎游学时所作的英文散文诗,是目前所见他的唯一一首英文诗歌。这首英文诗歌对吴宓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价值还不曾引起足够的关注。该诗创作时,吴宓与毛彦文的感情正处于若即若离之中,而同时又与一美国女子亲近,其个人感情际遇及对婚恋的观念自然构成了解读的重要背景。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文化论争来理解这首诗歌的意义。在《学衡》时代,吴宓的态度和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等的观点相左,基本属于文化保守派。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期,吴宓对白话的态度已经趋于宽容。1931年5月,胡适撰文质疑《大公报》不用白话,《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则表示要白话文言并重。吴宓的这首英文散文诗也可以看做是对此事件的回应,可以看做是他对新诗态度的改变的开始。但在表面的改变之中,吴宓的这首诗仍然坚持了他所认定的诗歌的根本精神和艺术原理,并体现了其做人为文的一贯风格。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

作为一份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的报纸,《大公报》有两条发展路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报纸本身的现代转型,二是《大公报》的言论特性。以《大公报》的历史演变为例,通过阐释《大公报》各个阶段的办报宗旨,今人可以管窥1949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特征与风格。     

媒体视角下的《大公报》白话文与清末的开民智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民族危机,开民智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大公报》为实现开风气,牖民智的办报宗旨,针对普通民众或大众的知识特点,开设附件专栏,刊登白话文,阐发浅显易懂的道理。《大公报》白话文中有很多反映爱德、合群、爱国的资料,指出民众没有爱德使得国家积弱积贫,揭露和批判了私德,主张培养民众的爱德心;分析了不合群的危害、合群的有利因素,探讨了民众爱国心缺失的原因,强调教习和报馆在唤起民众爱国心方面责任重大。这是从思想领域即国民性角度对普通民众的开民智,展示了《大公报》白话文独特的媒介作用。《大公报》大力宣传爱国救国的思想,尤其是运用白话文开民智的具体行动,将爱国的宣传通俗化、大众化也显得尤为难得,应当提炼和总结隐含于其中的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贡献智慧。     

王郅隆时期《大公报》金融广告发展原因探析

金融广告主要包括银行广告和保险广告。《大公报》的金融广告代表了我国近代金融广告的整体水平、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金融广告异军突起,几乎成了《大公报》广告的支柱,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天津金融业的繁荣发展,同时,王郅隆是其有力推手。     

《随想录》的特别“待遇”

巴金（1904～2005）的老朋友潘际垌被派到香港《大公报》编副刊,他托黄裳向巴金约稿,正好当时社会上对日本电影《望乡》议论纷纷,批评声一片,巴金恰恰看过这部电影,认为影片不错,就于1978年11-月30日晚上写了篇文章,这就是《随想录》中的第一篇《谈（望乡）》。后来巴金觉得有很多想法需要表达,就在《大公报》上开设一个专栏,一篇篇写下去,一共写了15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