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薛宝钗形象及其意义的再认识

薛宝钗在论画时说过,“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很多论者把这话视为宝钗对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的认识,以说明宝钗的多才。如果变换一下角度,则可认为这话道出了宝钗自己为人处事的规矩,暗示出曹雪芹塑造宝钗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段。关于做画的“藏”与“露”与本文无关,估且不论。做人的“藏”与“露”,则是形象地     

桃花牡丹岂相袭——驳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说

本文从人生境界、立身行事、作者态度等方面分析了袭人与宝钗所代表的“假道学”与“真理 学”的区别。文章意在否定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说。     

陶渊明的“新自然观”刍论

陶渊明表面上祟尚玄学，但思想深处对儒学有坚定而空灵的信仰，且在知行两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由于家世中的儒学和道教传统，他奉儒具有道教与儒学结合的特点。受道教实践精神影响，陶渊明融合三玄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从道家的自然理论中发展出“新自然观”，为其儒学信仰建构了一个笃厚的天道自然观基础，由体致用，因用明体，将价值理想具体化为一种人生实践与生活方式，藉以安顿生命，成就人格。其思想理路与道德实践，与宋明新儒家同出一辙，故陈寅恪以“孤明先发”誉之。     

儒学人文精神与当代社会发展

齐家治国、尊老敬长、“先天下忧”、创业兴邦、“终极关怀”是儒学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其核心便是对社会发展及人类自身的关心与爱护。面对当代社会的各种冲突与危机,可从儒学人文精神中获得诸多启示,并力求把“修身与教化”、“礼”、“富裕”、“民主政治”、“中庸”等应用于促进当代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使儒家人文精神得以继承、发扬,体现其应有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泰州儒学的主体内容及其逻辑构架

泰州儒学具有泰州特色的“精神根基”,其儒学内容的逻辑构架主要由心、身、修、为四方面组成.泰州儒学强调“心”的作用,突出对民生的关注,主张以仁泽民;重视“身”的关怀,突出人的主体本位,主张安身保身;重视人的“修”功,突出榜样价值,主张格物正己;强化“为”的宗旨,突出经世要求,主张大中之道.泰州儒学虽然承继了传统的儒学发展路径,但区域特色很强,形成了一个具有泰州特色的完整的儒学思想体系.其核心内容相对于传统儒学更加突出了人文关怀、主体精神和经世功能.     

儒学思维与法治理念的距离

儒学的基本要素“仁”、“礼”和“道”构建起儒学体系的框架，在该框架内，三者互为联系，阐释了儒学的基本内涵。然而，分析“仁”、“礼”和“道”的规定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显示出儒学思维逻辑与法治理念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种思维逻辑上的差异，对于探讨如何建立法治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儒学与当代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以“儒学与当代社会发展”为主题，与会者从儒学与当代思想道德建设、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儒学与当代政治文明、儒学与科学发展观等角度探讨了儒学的当代价值。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未有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休，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同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论邓小平育人观对孔孟儒学育人观的吸纳与升华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全面认识我国孔孟儒学“八日”育人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于现代育人工程，就很有必要对邓小平“四有”育才观与孔孟儒学“八日”育人观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探索孔孟儒学“八目”育人观与邓小平“四有”育人观之间的民族文化联系，有助于加深对邓小平“四有”育人观的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本文对邓小平“四有”育人观与传统文化的承接作了探讨：认为邓小平育人观将孔孟儒学育人观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进行透析和诠释。本文从实现胡锦涛总书记“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理论高度，为高校加强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提供理论探讨。     

我们是这样认识薛宝钗的——《红楼梦》论文习作捅要

中文系七九级二班张贤同学在她的《浅谈宝钗性格的外冷内热》一文中,针对那种认为宝钗是“冷酷”、“无情”之人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认为:“由于宝钗所处的环境决定了她性格的凝重、沉着,但不能把她的凝重看成是无情,把她的沉着看成是冷酷。如果她真的是天真活泼,多愁善感了,那么这个人物就不可能成为作者笔下成功的这一艺术典型了。”她从宝钗为人的这个侧面分析了她对不同人物都倾注了热情。在谈到宝钗对宝玉的热的时候,她说:“外表冷静的薛宝钗敢于突破封建男女之大防,对宝玉一往情深。她到底是一个少女,在她的眼中,宝玉不象她的哥哥薛蟠那样横行霸     

梁漱溟“新孔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新孔学”以复兴儒学为归趣，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本文着重指出，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新孔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薛宝钗的“金玉姻缘”——《石头记》探佚之七

薛宝钗是《石头记》中的主角之一,然而对她的分析评价大多数都失之偏颇。这与程高续书有极大关系。在雪芹原著中,八十回后的宝钗是什么样子呢?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一点粗浅的探索。一、宝钗未和黛玉争宝玉由于程高继书的影响,宝钗与黛玉成了千古第一对情敌。这实在是一大冤案。按雪芹原作,宝钗根本未和黛玉争宝玉,她绝不是一个“一心想登上宝二奶奶的宝座”的阴谋家和伪君子,而是封建制度下另一类型的牺牲品。宝钗是一个封建主义的笃信者,是那个时代标准的好女孩     

治人之道 莫重于祭——论儒学的祭礼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学“五礼”，祭礼居首，最为重要。讲祭礼在整个儒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体现了儒学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但儒学不是宗教，它讲祭祀是要通过祭礼的形式推行教化，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儒学的祭礼也因此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首肯，成为正统的宗教礼仪制度，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红楼梦》中宝钗与凤姐性格的异同

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中 ,作者曹雪芹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即使是塑造同一阶层的典型人物 ,也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与共性———比如宝钗和凤姐。一、“到底嘴太直了”不能否认 ,作者对宝钗的态度 ,和凤姐的态度大有差别 ,但从宝钗和凤姐的整个形象来看 ,她们之间虽然有许多显著差别 ,但是在为谁的利益着想这样的根本问题方面 ,却没有美与丑等根本性的对立。在贾府 ,宝钗得人心 ,凤姐不得人心 ,这当然也是一种差别 ,但这也只能说明宝钗和凤姐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而不能说明她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有根本性的对立。凤姐与宝钗的共性…     

儒学核心的“人学”与作为“人学”的文学

儒学核心的“人学”与作为“人学”的文学陈美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即分门结派，各自立说，百家争鸣，相互辩洁。但自秦汉独尊儒学以来，论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则不得不首推儒学。二千余年来，儒学对我国人民生活（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性

从儒学义理内涵看，儒学具有信仰和超越性的双重内涵，儒教为“本心本性即天心天性”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又是“儒教”，仁心本性为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根源。从祭祀礼仪制度层面看，“三祭”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重对神的报恩。天地、祖先、圣贤的图像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自然与历史秩序之中，可使人超越当前现实世界，又可使心灵不陷溺于对超世的想象中，实现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在纯宗教心灵观照下的不脱节。因此唐君毅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家的超越智慧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     

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性

从儒学义理内涵看，儒学具有信仰和超越性的双重内涵，儒教为“本心本性即天心天性”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又是“儒教”，仁心本性为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根源。从祭祀礼仪制度层面看，“三祭”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重对神的报恩。天地、祖先、圣贤的图像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自然与历史秩序之中，可使人超越当前现实世界，又可使心灵不陷溺于对超世的想象中，实现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在纯宗教心灵观照下的不脱节。因此唐君毅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家的超越智慧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简论

杜维明是海外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学者之一，其新儒学思想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谋求“儒学创新”以实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二是促进“文明对话”以构建“文化中国”；三是实现“公众型知识分子”和“学院型知识分子”的双向互动以推动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重评福泽谕吉的儒学观与"脱亚论"

通常那种将福泽谕吉看做“脱亚入欧”之先驱,认为他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切领域脱离“亚细亚”之观点,是在对福泽思想进行全面考察,或者至少是在对其与“脱亚论”有着密切关系的儒学观进行综合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吗?看来不是的。因为只要对福泽的儒学观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与“现代新儒家”之代表人物杜维明的观点竟是如此相近:杜氏将儒学分为“孔孟之道”与“封建之遗毒”,福泽则将之分为“周公孔子之教”与“腐败之余毒”。福泽所竭力排斥的是毒而非教,对于“周公孔子之教”不仅无非难之词,反而亟称其作为道德人伦之标准应当敬重。因此,福泽的“脱亚”主要是指摆脱业已腐朽的、儒教式的政治体制而决非整个东亚文化;所谓“入欧”,也只是要导入其科学技术而非主张包括道德人伦内在的全面欧化,他对于“开化先生”的辛辣嘲讽便是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