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与城市间的飞蛾——论丁玲中篇小说中女性的异化与孤独

丁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分量的女作家,她对女性的书写始终渗透着所处特殊时代环境下的自我意识,也始终在思考不同时代女性所面临的生存问题。《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阿毛姑娘》都是丁玲在20世纪20年代五四浪潮的裂变中创作的。本文将结合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时代背景,探讨在封建乡村生活逐渐向城市商品化转变的社会环境下,丁玲小说中女性所面临的新的困境,从“商品化”城市的渲染环境、女性在社会中“无处可去”的尴尬局面以及最终拒绝异化,选择自我孤独三个方面分析女性在这种困境中所展现的在外与内在异化,以及呈现出来的两种孤独状态。     

女性的本文性:逃亡与孤独:丁玲早期女性小说本文论 …

本语文阅读顾丁玲早期女性小说本文,指出莎菲们的逃亡与孤独既是女性现代自我意识觉醒后女性自我坚守、选择的结果,也是女性以此方式拒绝、抗争社会异化与抹杀女性自我意识的结果。逃恨与孤独,也是女性现代本文叙事的一种策略,它们寄寓着现代女性的欲望话语,以此反抗、颠覆排斥她们成长为现代女性主体的父权话语与男性神话。     

女性的本文性:逃亡与孤独──丁玲早期女性小说本文论之二

本文阅读了丁玲早期女性小说本文 ,指出莎菲们的逃亡与孤独既是女性现代自我意识觉醒后女性自我坚守、选择的结果 ,也是女性以此方式拒绝、抗争社会异化与抹杀女性自我意识的结果。逃亡与孤独 ,也是女性现代本文叙事的一种策略 ,它们寄寓着现代女性的欲望话语 ,以此反抗、颠覆排斥她们成长为现代女性主体的父权话语与男性神话     

女性身体·五四话语·革命救赎

在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话语左右着文学创作时,丁玲试图通过对女性身体的革命救赎寓言化书写将女性书写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女性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深度扼制。然而,女身书写的自身逻辑却在另一层面干扰着文本意义的生成,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未被泯灭的女性意识。     

潜在的“男权”——对丁玲创作中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

丁玲的创作生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生命轨迹与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缩影交织着。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经验付诸文字与思想,塑造了一大批女性人物形象:觉醒的五四女儿梦珂、莎菲,在革命边缘生存的美琳、玛丽,从事革命工作的三小姐,处于革命体制中的贞贞,陷于阶级斗争中的黑妮等。表面上看是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革命体制的规约、阶级斗争等对女性造成压迫,给女性解放带来阻力,但丁玲自始至终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男权中心主义的线索,不管披着何种外衣,男性主体的男权意识始终是压迫女性的最直接的武器。在对女性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之外,丁玲对男权的解构、揭露与批判构成了丁玲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另一个支点。     

心灵的自我救赎——谈伍尔夫与丁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

本文通过对伍尔夫与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比较,反映了她们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伍尔夫与丁玲创作的重点在于女性形象对自由意志的执着追求,她们始终将其强烈的女性意识渗透于人物的形象中,让这些人物形象经历了孤独苦闷、彷徨迷惘、坚定执着的新的人生发展之路.伍尔夫与丁玲的作品全力发掘女性意识,显示了她们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形成了中西小说最有价值的特色.     

丁玲的创作与女性角色的定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丁玲是一个颇具魅力而又不断争议的女性作家。纵观她的一生 ,2 0世纪中国历史的每一次重大变动 ,几乎都会影响到丁玲 ,丁玲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在思想、生活、创作上 ,丁玲始终与 2 0世纪的中国社会粘在一起。从丁玲在社会变动中的创作和女性角色定位来阐述她在 2 0世纪女性创作、女性话语世界建构中的独特作用 ,是很有意义的     

从女性孤独主题的创作流变看丁玲小说创作的现代性

纵览丁玲的小说创作,其女性孤独主题的表达由莎菲时期的自由书写到左联时期的突围再到延安时期的升华,大致留下了一条彰显与沉潜、突破与升华的辙痕。从这一复杂的创作流变过程,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家的探索与失误;从这探索与失误中,更看到了那种渗透在作品中的与时俱进的现代性风格,看到了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发展。     

丁玲作品中的服饰话语及其女性意识

丁玲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较为独特的存在,从初登文坛时对女性意识大胆叛逆的书写,到追逐革命潮流时对女性性别的刻意遮蔽,再到革命胜利后对女性意识的自觉放弃,这种意识和她的思想转变相互交织缠绕,时隐时现,意味深长。而潜隐于丁玲作品中独特的"服饰话语",不失为梳理其笔下性别意识成长和蜕变的有效路径。     

论丁玲与三十年代的女性书写

丁玲及其他女性书写由个性及情爱转入革命与政治无疑是一种历史必然,更是一种重构的努力。但她们在自我的书写中却将自我予以压抑与消解无疑又是一种遗憾。     

黑暗中的舞者 --性别视角下陈染小说知识女性形象分析

20世纪以来,女性的声音浮出历史地表,女性主体意识不断上升,但部分思想敏锐、举动卓异的知识女性,依然孤独焦虑。很多文本中,男性处于中心位置,女性不可能完全成为言说主体发出自己的声音。陈染以其得天独厚的女性经验和陈染式的智慧,深入到女性内心,让女性成为言说主体,塑造了黛二等一系列具有孤独、虚无、自恋、敏感等性格的知识女性形象。     

女性心路的执著言说——论丁玲的创作

丁玲的创作,就是通过对女性心路的言说来书写自己的情感之路.不管是早期的"激情言说",还是后期的"默默倾诉",都是她的女性意识在社会挤压之下的情感流露.本文就是从丁玲女性情感的曲折发展对她文本中的女性化写作进行分析.     

丁玲和张爱玲"欲望化"书写的比较研究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丁玲和张爱玲以女性体验书写女性欲望,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的困境及突围策略。但她们对女性欲望的聚焦点不同：丁玲聚焦于女性精神欲望的发展,张爱玲则聚焦于女性物质欲望对于女性生存的本体意义。她们的写作在时间上连续,在内容上互补,共同凸显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女性欲望化诉求之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     

论当代知识女性叙事中的孤独意识

孤独意识作为一种情绪体验,蕴含着个体与外界的疏离、隔膜以及无法沟通、无法理解的恒常困境。女性孤独意识来源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与家庭、社会的隔膜形成女性基本的焦虑。孤独的情绪有其文化的根源：一方面追求和谐的东方文化观念形成女性的对家族、爱情的原乡式的眷恋;另外一方面,女性的自我的觉醒构成女性与外在的分裂,进而形成女性的悖论性生存处境。女性的自我成长必须以此为起点,寻找个体与外在的新的融合。女性的孤独意识也是20世纪现代人个人主义立场的书写,孤独叙事借此获得了历史意义。     

走不出的“围城”:女性解放的困惑——丁玲小说创作中女性文化空间的再解读

丁玲的小说在描写女性时运用了大量的空间形式,从小说发表顺序来看,其空间形式呈现出个人封闭向社会开放的特点,丁玲试图通过这种女性文化空间的位移来表达其女性主体意识。但是,不论是个人化的狭小空间还是社会化的宽广空间,丁玲笔下的女性始终走不出男性所建构的"围城"——权力话语空间,这也是丁玲关注女性解放的困惑所在。     

论丁玲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是个极有个性的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贯穿她的全部创作.从"‘莎菲型’女性与中国女性文学"、"<‘三八节’有感>与丁玲的女性文学"、"丁玲与新时期女性文学"等三个方面来看,20世纪新女性形象无不受到丁玲创作的影响,这一重大影响关系足以确定丁玲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奠基人的地位.     

丁玲女性小说的特色

女性形象的塑造在丁玲的创作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本文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着重从丁玲女性小说的思想内容及所蕴含的社会价值进行探讨;第二部分论述了丁玲女性小说的艺术风格,并对丁玲女性小说成功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剖析。     

何处是归程--重读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

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是契合左翼文坛主流话语的革命文学,但与男性写作者相比,仍然透射着女性的独特观察与体验.文章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探察丁玲对女性身体和意识的体验以及对女性与政治关系的思考,追问中国女性主体生成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外双重制约与阻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与丁玲的文学转折

丁玲在五四精神影响下进入了文学界,以其大胆独白而受到关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出现了重要转折,从女性革命走向革命女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女性创作找寻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政治选择。在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一些作品还是显露了她的独立思考,随后由于政治因素,丁玲放弃了个性表达,走向配合政治宣传。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