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的启蒙姿态——谈鲁迅与沈从文对启蒙的“反叛”

启蒙不仅需要理性的指引，也需要防止过度崇尚理性所导致的蒙昧。鲁迅与沈从文都是肩负启蒙使命的思想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同样的启蒙姿态，表达对启蒙的反思。鲁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坚持着启蒙精神，而沈从文游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上下求索，启蒙的困境深化了他们对人性的认识，使他们的对人性的解读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     

启蒙视域中王国维的“游戏说”

启蒙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自由与解放,它不仅有理性的一面,更关乎人的感性生命。清末主流知识界的启蒙在"救国"的目的论指引下,导致工具理性过度发展,"人"的概念被置换,政治启蒙取代了人性关怀。王国维从生命自身出发,反对清末的功利主义启蒙观,而以予人"精神上之利益"要求学术与文艺,王国维启蒙的核心由此归结于如何处理欲望对人生的挟持这一问题。学界的理性偏至与民众的不觉悟,原因都在于感性与理性的不谐调。王国维倡导游戏说,以审美的游戏来调和相互冲突的感性与理性,以致人性于全,这一思路还原了启蒙的本来面目。     

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探寻--以京派作家沈从文、废名的小说创作为个案

京派作家的审美现代性首先表现于文学观念上,他们均把美作为文学的中心.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侧重于对现代文明乃至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废名则执着于审美乌托邦的建构.京派作家对审美现代性的自觉追求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启蒙：一个永无休止的叙事--从古代启蒙到后启蒙

作为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分界,理性是启蒙的一个关键词,被表述为自然理性、公共理性、历史理性及世俗理性。自然本无理性,康德用此表达“自然向人生成”之合规律、有目的运动。公共理性是指在差异性自由个人联合体中的自觉合约,体现为法理、伦理制约下对个体世俗理性中非理性之自然性之改造和提升。当个体自由成为整个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升之基点,启蒙方完成了其使命。这是历史理性之宏大叙事的一个永无终结的运动过程,解放生产力导致“劳动日的缩短”则作为其根本条件。这个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包含在从中国、希腊等古代思想传统到法国启蒙主义和康德四大批判以及马克思学说等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与前沿理论之中。当前需要在新语境下重新整理并复原这些珍贵资源,在实践中续写启蒙叙事。     

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理性的宗旨是摆脱恐惧、获得自由;然而,人们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反而又陷入新的奴役之中.而导致这一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在启蒙时代发生了自我变异,启蒙理性蜕变为以数学化与实用化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并一跃成为理性崇拜的全部内容.工具理性的自我膨胀必然暗示出价值理性的失落,从而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即终极实体的缺位、伦理价值的虚无及伦理精神的媚俗.对启蒙理性的不断追问和质疑,凸现现代社会时工具理性权威崇拜的批判和拒斥,从而为彰显和确立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和意义世界而不懈努力.     

启蒙精神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启蒙开启了现代社会的进程,现代性深深扎根于启蒙运动之中。本文对现代性的起源做出历史的考察,探讨了现代性与启蒙精神的渊源关系,并深入分析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理性与主体性)在文化、思想领域确立自身地位的过程,指出启蒙理性僵化的思维方式乃是造成现代性的矛盾与异化的思想根源。     

杜维明“启蒙反思”论述评

由于启蒙运动及其精神遗产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启蒙反思成为当代人类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在肯定启蒙精神积极意义的同时,亦必须正视启蒙精神的三大盲点。在此基础上,要通过调动包括非西方文明与原初传统在内的多方资源,在对话中超越启蒙心态,成就多元现代性。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可以在自身、社群、自然和上天四层面为超越启蒙凡俗的人文主义提供思想资源。前辈现代新儒家主要是要将儒家思想在基本精神方向上纳入启蒙理性的范畴之内,与之不同,杜维明更为自觉地突显了儒家思想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的不同取向。如何更完整地突显建立在儒家智慧精神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是现代儒学有待进一步解决的课题。     

伽达默尔“第三次启蒙”与现代科学化时代

人们普遍乐观而无思地生活于现代科学化时代 ,伽达默尔以康德“敢于使用你的理智”重新强调了启蒙的本质和现代意义 ,并以“第三次启蒙”为题 ,对现时代人类生活判断力的荒疏与忘却从实践哲学上给予了批判和纠正。“第三次启蒙”是现时代人类实践理性的重建 ,人类启蒙与人类存在共始终。     

启蒙：理性与理性主义

本文从康德的启蒙箴言出发 ,分析启蒙与理性 ,理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相关讨论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 ,当理性被规定为某种理性主义的时候 ,启蒙就与这种特定的理性相分离了 ,就此而论 ,并非启蒙不再需要理性 ,而是理性主义将自己封闭起来从而堵塞了启蒙的出路。     

20世纪的中国启蒙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题是启蒙,但百年的启蒙工作并非顺坦.作者通过对百年中国启蒙思想史的梳理,认为其原因既在传统的思想语法之束缚,又在现代学人对影响中国文化定向的一些关键问题缺乏深层次的理性判断,特别是作为启蒙思想者,其自身却又大多处在待启蒙的思想状态.     

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面对陷入困境的启蒙,简单地质疑、否定、反对启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把启蒙视为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启蒙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和现代性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进而打破西方话语操控下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弥补启蒙理性弊端的成分从而让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成为符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价值尺度,以便彻底实现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与启蒙的权力

西方启蒙知识分子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逐渐取代中世纪教士成为思想领袖。由于启蒙知识分子形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所以启蒙知识分子被看作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诞生。知识与权力的同构关系赋予启蒙知识分子以革命领导者、民众教育者、国家政权实施者的角色。然而,启蒙的权力也是有其限度的,主要表现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结构和启蒙知识分子的有限的启蒙。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几点反思

“启蒙辩证法”构成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其深刻与独到之处,但他们把对理性的局限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绝对批判。对启蒙的批判早在启蒙时代即已开始,哈曼与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的怀疑所显出来的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启蒙辩证法”; 启蒙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神话,它还具有“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优势,这种优势导致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也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背后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工商逻辑的批判如果依托一个混沌不明的价值立场,将无法预言与建构未来。     

鲁迅与启蒙及启蒙与文学关系的再思考

沿着启蒙个体生命本位的思维脉络,梳理鲁迅对启蒙怀疑与反思的矛盾历程,阐释启蒙终极指向生命自由旨在实现"生命回归"的精神内核;从生命存在的"自我中心"的困境和中国历史文化沉积造成的生命个体本位缺失两方面,探讨启蒙在中国的道路艰难与漫长的根本原因;同时分析启蒙与文学的深度契合关系,以及鲁迅的文学超越启蒙性界定的丰富意蕴。     

中国近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逻辑:启蒙与民族主义

启蒙立足个体,诉诸理性,针对的是个人的自由和社会权利,体现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引导和塑造个体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民族主义则立足国家的整体,在诉诸理性的同时,更要诉诸情感,体现为近代以来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而提出的一系列改良与革命的政治实践以建构现代国家。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逼迫中国人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尝试,从而使启蒙与民族主义相交织,共同奠定了近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而启蒙对个体主义的强调和民族主义对国家的强调则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承续了二者对近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向和目标,统一和实现着二者的根本诉求。     

鲁迅的启蒙思想与他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

鲁迅的小说以"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启蒙思想著称,他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同样与启蒙思想有着内在的深刻关联。对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的理解与把握,不能仅停留在现代叙事学意义方面的文本分析或审美形式的考量上,而应在此基础上,把对这些文本叙事方式或审美形式的解读整合、提升到他的启蒙思想这一带有意识形态本体色彩的高度上。鲁迅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审美创新及其蕴涵的启蒙思想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启蒙与后启蒙:休谟人性视阈下的理性观之审察

对休谟理性观的探讨不能忽视休谟哲学的人性前提,否则我们就难以准确把握休谟式主体理性的特色、要旨及其问题之所在。休谟通过对理性的人性奠基与改造,理性与传统的"本体-神学"脱钩而得以彻底主观化(心理化)和世俗化(工具化)。理性不再染指知觉外的客观或超验领域而仅有知觉世界内的使用权能。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这样的理性无疑是消极的;但从世俗认知与实践的角度看,休谟的理性却有着积极的启蒙人学价值。人性化的理性也有着它的根本缺陷,后启蒙时代的人性危机无疑拓宽了我们检视休谟理性观的批判视野。     

德意志文化启蒙与康德的审美教育理论

思索人类生存、发展的命运,找寻人类自由解放的途径是康德一生的追求。正是在这终生不渝的追求中,康德发现了教育对于每个人的哲学意义,确立了教育的终极使命。教育正是在发掘人类理性而抑制动物的野蛮性,使人从习性上符合人的本质也即"理性"的道路上与审美相遇,美学成为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中介环节。康德审美教育理论由此表现为一种对启蒙理性、对文化的非人性化的批判精神,用审美和艺术照亮社会实践和每个人的心灵,让每个人学会理解社会和自我,更加自由、全面地发展自身的可能性。     

论胡适的审美启蒙理念

审美启蒙的理念是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他的审美启蒙理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通过现代白话建设具有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的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以"清楚明白"为核心元素的审美标准;将白话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中心,充分肯定白话文学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