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与超越——史铁生小说创作论纲

史铁生在努力写着,他终于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 此前,他写过《〈务虚笔记〉备忘》,是作为中篇小说发表的。他在《〈务虚笔记〉 备忘》中这样写过:“《务虚笔记》是我梦想的长篇。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这部长篇也许永远是个梦想,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的梦想的长篇记录,怕这务虚的梦想在记忆中走漏,所以先做这务实的备忘,但也有可能,这就是那部梦想的长篇——《务虚笔记》的局部。” 史铁生是诚实的。 史铁生还是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对以往所写的小说有着或明或暗的引用,有个别章节引用的篇幅还相当大。仅在《生日》一节中便引用了《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钟声》、《礼拜日》、《奶奶的星星》中的情节。这种写法容易给人这样的感觉: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是他以往其他小说的综合。正是这种阅读感觉使我对史铁生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给我们的启发

马克思在晚年,放下他没有完成的《资本论》,竟在忙于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把自己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阅读一些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书籍,并且作了三万多页、几十万字的笔记.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事情.1879年10月到1881年9月,他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这篇笔记,因为恩格斯根据它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在学术界著名),     

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形式论

中国３０年代现代派小说家的形式意识特别强,可以说,“五四”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流派的小说家像他们那样重视艺术形式,专注于作品形式本体的探索。穆时英１９３３年在《南北极·改订本题记》中说:“当时写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试验及锻炼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写的———到现在我写小说的态度还是如此———对于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并不知道,也没想知道过,我所关心的只是‘应该怎么写’的问题。”这说明穆时英当时是将“应该怎么写”即艺术形式作为构思的中心的。后来在《公墓·自序》中,他又强调“《上海的狐步舞》是作长篇《中国一九三一》时的一…     

《天问》作于桃花江考

<正> 屈原是否来过桃花江,尚无定论。《天问》是否写于桃花江,有待考究。但从《益阳县志》的记载,《九歌·大司命》、《远游》、《怀沙》、《涉江》中的少数诗句来考究,似来过桃花江无疑。我认为:屈原被楚怀王、顷襄王逐放以后,在漫长的流放生活中,无论他来过桃花江也好,或是后人在此设祠纪念他也好,总之,今天来写一写他在桃花江流传至今的轶事,这对于研究屈原及其作品,或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都是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从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

我在《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这篇文章的结论是:“《水浒传》小说的产生最早也不得早于成化前期。”当时我提出《水浒传》小说成书“不得早于成化前期”这个结论是留有余地的。明代人陆容记载水浒叶子的笔记《菽园杂记》最后一条标明的时间是弘治甲寅,即弘治七     

论古代文言小说的笔记性

<正> 笔记的最早的含义是散文,又称“笔”。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才略》又说:“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可见笔或笔记最早都是指与韵文相对的散文而言。后来便有了狭义的含义,即专指那种内容驳杂、篇幅简短、信笔为之而又常带隽永之趣的文章。结集成书而径以“笔记”命名的也有,如宋代的宋祁把他写的笔记文的结集命名为《笔     

一篇值得赞颂的“怪”文章——读《野茫茫》有感

<正> 一九六一年,杨朔从锡兰回国后,曾对其弟杨玉玮说:“我要写一篇‘怪’文章。”在写作期间,他与友人通电话时,也曾说过:“我正在写‘怪’文章。”而后,一篇值得称赞的“怪”文章——《野茫茫》与读者见面了。(引文见杨玉玮同志与笔者的通信)。我认为,这篇散文首先“怪”在它与常见游记体散文的写法迥然不同。游记这种文体在     

论巴金的文艺观

近年来,巴金多次表示:“我意外地‘闯进’文坛,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结束文学生活之前,我应当记下我对艺术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个人的独特的看法。” (《<随想录>日译本序》,《巴金论创作》171页)巴金在过去写的大量的序、跋、前言、后记和有关作家作品的评介文章中,曾发表过对艺术的种种见解;近几年来,他在许多文章中更是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巴金的艺术观是他艺术实践的结晶。探讨和研究他的艺术观,对理解他的创作倾向和特色,提高当前文学创作的水平,都是大有益处的。     

仪式、象征、对话与权力——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解读

史铁生后期的创作打开了一个人类学的视野。在长篇《我的丁一之旅》中,他拿起了神话叙事的魔棒,将启程、性爱、以及死亡等几个细节做仪式化处理,这实际上是他为解救现代文明之弊病所做的一次尝试:通过仪式搭建起天地人神之间的有效沟通途径。然而,无处不生的权力之锈构成了对此一理想之剑的毁灭性威胁。     

舒芜先生

喊都没喊就没了,说都没说就走了,这是他给我的感觉。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非这样的。2008年12月30日,他在他的博客里(独角兽博客)就贴过一篇小文章:《暗暗的死与他人的歌》。在我模糊的印象里,这可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的三篇文章之一(另两篇:一篇是《论"没意思"》,写荒芜辍笔一事;一篇是《如果我是女孩》,写女性人生之难)。请原谅我全文引用,我以为它值得一读:     

葬歌·战歌·颂歌——读老舍新诗札记

<正> 作为小说家、戏剧家的老舍,这是尽人皆知的;但若说在现代诗人的行列中也应当有老舍的位置,恐怕不少人就感到生疏了。事实是,老舍不但小说、戏剧、小品文写得好、多,诗歌数量也不少,而且自成一格。老舍夫人胡絜青在给老舍编的一本旧体诗选中说:“老舍爱诗,也爱写诗”,“他写新诗,也写旧体诗”。老舍是中国新诗坛上一位优秀诗人! 老舍一生写了多少诗篇,目前还很难做出确切统计。他在一九三四年出过一本《老舍幽默诗文选》,收入讽刺诗十首;一九四二年出版过长诗《剑北篇》;再就是一九八○年胡絜     

《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

周立波同志给我们留下了《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这样有质有量的长篇巨制。《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双峰并立都是他创作山脉中的峰巅,而两者的内容风格迥异。由此可以想见从前者到后者迄逦发展的过程,和作者的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粉碎“四人帮”以后,作者又计划写一部反映解放战争初期战争生活的长篇。他最后遗留给我们的短篇《湘江之夜》就是这部长篇的试笔。我们从这个得奖的优秀短篇可以窥见这部长篇将是又一部别具一格的巨裂。正当他向自己新的创作高峰举步攀登的时候,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将要诞生的艺术婴儿也随之天折,实在令人痛惜。谨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土地改革研究·序

<正>莫宏伟所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土地改革研究》一书已经完稿,出版社的审读也已经结束,即将进入编辑程序。承蒙他的好意,要我写一篇序。为他高兴之余,写了以下一些文字,作为一份祝贺。顾名思义,这本书是研究新中国建国初期,即     

王越与《满江红》词无关

<正> 邓广铭同志《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在《文史哲》发表后,博得海内外的好评,对《满江红》词是否为岳飞所作的怀疑,基本上可打消了。但文中对王越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跟《满江红》词无关?论证还不够充分,我想作些补充。六十年代初,夏承焘同志写了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我曾提出不同意见。夏承焘同志又写了《再谈岳飞满江红词》(见1962年10月21日《浙江日报》),作了答辨。他说:“我写《岳飞满江红词考辨》那篇小文,最初是受余嘉锡教授《四库提要辨正》的启发;后来捡得《明史》弘治十一年王越在贺兰山大破鞑靼族的记载,和岳飞《满江红》出现的年代只相差四年,触悟这两者可能会有关系。”那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夏承焘同志说:“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其时间就在赵宽写这首《满江红》     

怎样认识韩复榘这个人?

<正>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吕伟俊同志写了一本专著《韩复榘》,约三十万言。我有机会先读了他的书稿。作为民国史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这是应当做和值得做的。这本稿子新近要印行。出于著者对我的信赖,他要我在书前写一篇所谓“序”。近几年我虽然也干“民国史”这一行当,但对韩复榘这个人物还不曾下过深功夫,只能从“我     

“较场口事件”与诗人陈白尘

<正> 大家都知道老作家陈白尘同志是著名剧作家,但很少有人晓得他还是一位诗人。他写过诗。闻名重庆的《我是较场口的土地》一诗,就是他作的。因这首诗发表时署名“马凡陀”,所以大都不知道是出自陈白尘同志手笔。一九四六年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后,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文艺界进步人士纷纷     

论薩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纪念薩克雷逝世一百周年

一十九世紀英国批判現实主义作家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写了許多部长篇小說。其中最有名的是:《名利場》(1847)、《潘端尼斯》(1848—50)、《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和《紐可謨一家》(1855)。《名利場》和《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有中譯本。①《名利場》是薩克雷的成名作,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他自己也承認这一点。②《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也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薩克雷对十八世紀英国历史十分熟悉。他曾广泛閱讀过十八世紀英国文学作品和历史材料。1851年他經过充分准备发表題为“十八世紀英国幽默作家”的一系列演說。这使他对十八世纪英国历史知識的掌握更为牢固;③因此薩克雷才有可能写出以十七世紀来到十八世紀初年的英国为     

九十年代:抵抗与守护的一种写作

考察90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及未来走向，不能不注意到80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体现出的文化对抗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又一次分化。这种对抗和分化体现得最明显的是张承志、张伟和史铁生在90年代推出的具有强烈终极关怀取向的作品。它们是：《心灵史》、《九月寓言》、《家族》、《柏慧》以及《务虚笔记》。本文从90年代现实语境与中国新文学历史流变，对这一类写作形式的原因试作分析。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心灵史》对皙合忍耶不畏困苦坚守信仰的赞美与对世俗化现实中人的堕落与历史的虚伪的批判充溢于…     

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

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太平天国曾否开过“女科”事,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两书,对该问题都着重研究。最近徐川一、周也夫撰文《太平天国‘曾开过女科’吗? 》,又提出与新版《辞海》编者商榷。我回顾对这问题四十年探索的经过。最初误信汪堃《盾鼻随闻录》和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两书,把他们捏加的部份,写在《太平天国史稿》上。到一九五一年,我考出这两部书的问题,在《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里提出看法: “《盾鼻随闻录》所记太平天国开女科举及女状元榜眼探花姓名一事,是十分可疑的,大概就是汪堃捏造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更是“进一步虚上加虚,假中更假”。商衍鎏先生自述他的论证是从我这一个看法“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得来的。我读郦纯先生的论证,知他也是从我这个看法来的。但是,我本人在两年后,因看到新史料对这个看法已有改变。     

王統照在新詩上的探索

<正> 王统照属于我国新诗开拓者的行列。他从1919年开始,就一面写小说,一而写新诗。解放前他共出版过五本新诗集:《童心》(收入1919——1924年的诗作)、《这时代》(1924—1932)、《夜行集》(1933——1936)、《横吹集》(1937)、《汪南曲》(1936——1938)。严格地说,王统照的新诗创作起点并不算高;但他能够踏踏实实地攀登不懈,不仅在思想上紧随时代的脚步,而且在诗艺上苦心探索,很值得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