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直隶天主教传教士对自然灾害的赈济

近代以来,直隶地区灾荒频仍.面对自然灾害,传教士采取多种方式救助灾民,取得了一定成效.传教士在本着博爱、慈善愿望开展赈济事业的同时,也带有改变教会殖民形象和吸引灾民入教的实用功利动机.正因为一些传教士过分注重赈济事业的传教目的,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传教政策,故而弱化了教会赈济事业的慈善色彩.     

农业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与防范体系建设

我国自然灾害频发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合力的结果,既与气候、季节、地域、自然环境、风险管理能力有很强的关联性,也与风险管理体制缺失有很强的关联性。同时,自然灾害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甚至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阶段我国农业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方式基本上是单一管理状态,效率低效果不明显,应根据灾前、灾中和灾后不同情况,建立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综合防范体系。     

我国自然灾害系统的区域划分——以自然灾害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为依据

我国自然灾害系统的区域划分,主要依据单一灾种以及多灾种组合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分区。自然灾害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绝对影响和相对影响。绝对影响即自然灾害给各省市区造成的绝对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影响则主要指自然灾害造成的相对直接经济损失,即各省区因灾造成的绝对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重。据此可以提出我国自然灾害区划的新标准。     

欺诈行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衰变

欺诈行为是近代乡村手工业中广泛存在的丑恶现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本文在全面梳理史料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欺诈行为产生的根源及其所造成的危害,文章认为寻求短期利益动机的驱使、残酷的市场竞争与商人的过度剥削、有效管理的缺失是欺诈行为产生的显性原因,社会转型时期诚信意识的弱化与少数商人道德的败坏是其文化上的隐性根源。欺诈行为是造成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变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我国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现状、成因及应对机制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自然灾害的发生对我国的农业正常生产构成了极大威胁。农业自然灾害最终成为风险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然灾害冲击的大小;二是风险主体抗击冲击能力的大小。如果自然灾害的冲击很小,或者虽然冲击很大,但风险主体抗击风险冲击能力很强,则形不成风险。因此,对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形成机理的分析,要从自然灾害冲击和风险主体抗击冲击能力两方面来观察。农业自然风险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风险是可以管理的。农业风险管理策略按不同的层次,一般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是指公共机构行为者（中央政府／国际组织）;中观是指以组群为基础的行为者（社区／地方政府）或以市场为基础的行为者（保险／金融公司）;微观指个人或家庭。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不断,饥饿与苦难丛生,深深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现代文学从各个方面真实形象地刻画了哀鸿遍野、饿殍塞途的社会现实,对自然灾害下的经济与民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的书写。论文从文学角度切入民国时期的灾害史,从灾害史同文学的互文中去观察近现代社会,揭示人们面对灾害时的精神影像,展现了文学形态的多样性及其具有的丰富功能。     

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妇女儿童的生存状况

一、近代华北自然灾害概况华北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大致包括河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和京津二市,区域内流贯水系以黄河、海河、淮河和滦河为最大。在历史上,华北地区的水旱灾害非常严重,春季干旱,影响农作物及时播种,夏季多雨,洼地积水成涝。西部高原山地如山西省多干旱,东部平原地区如河北省地势极为平坦,由于河流泛滥沉积物分布不均匀和河流沿岸的自然堤以及人工堤坝的阻塞,形成了许多排水不良的洼地沼泽和浅湖,常常出现洪涝灾害,尤其是位于九河下梢的天津经常在雨季发生严重水灾。此外,黄、淮、海等河经常泛滥决口,大量毁坏庄稼和房舍。据统计,1912—1948年全国共发生水灾7408次,而本区域内的河北、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水灾次数达到了2250次,占30%;旱灾全国共发生5935次,本区域各省共发生1993次,占33%;虫灾全国共发生1719次,本区域各省共发生757次,占44%[1]34。可见本区域灾害发生频率之高,几乎无年不灾。     

明仁宣时期农业自然灾害及救灾措施述论

明仁宣时期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史有“仁宣致治”之称。,本文以《明仁宗实录》和《明宣宗实录》中有关农业自然灾害及其救灾措施的相关记录为基础,运用Excel统计软件,对明仁宣时期的农业自然灾害的种类、区域分布特点、并发特点,以及相关的救灾措施和救灾力度进行了分析,着重从救灾措施这一侧面,论证了“仁宣致治”的形成。     

浅议我国自然灾害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洪涝、干旱、台风、冰雹、雷电、高温热浪、沙尘暴、地震、地质灾害、风暴潮、赤潮、森林草原火灾和植物森林病虫害等灾害在我国都有发生.研究和完善应对自然灾害的财税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防灾救灾中的作用,对我国这样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十分必要.     

商业、环境与乡村经济结构变化——对清代三原、泾阳的分析

文章以清代三原、泾阳两县商业的发展为切入点,探讨商业发展、环境对其乡村经济结构的影响。经分析,认为三原、泾阳商业的发展对其乡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影响程度并不深刻,而且具有区域性、时段性的特点。造成这种经济结构特点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三原、泾阳两县的商业发展类型和环境是其主要原因,并且商业对乡村经济结构的影响要以地理环境为基础,并受制于社会环境。对这两县分析得出的结论,或许能够充分利用环境,更好地定位现代城市商业发展的类型,从而更好地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贫困农村要重视发展集体经济

忽视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既是造成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农村诸多矛盾存在的主要根源。当前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对贫困农村来说,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发展集体经济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集中力量干大事;可以增强乡村干部的凝聚力,巩固基层政权。贫困地区发展集体经济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其次,扶贫资金应向贫困农村集体经济倾斜,县乡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还要与科研院所挂起钧来。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新工业化中的解读

虚拟经济随着货币资本化、资本证券化以及金融工具的创新化而日益发展壮大。但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孤立地存在 ,它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质的差异和量的差别。虚拟经济本身的脆弱性有可能对实体经济构成危害和破坏     

我国特大自然灾害下的应急通信管理探讨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日益严重,而应急通信工作直接影响到国家重要灾害信息的及时发布和救灾工作的顺利实施。为此,结合我国国情,探讨特大自然灾害下高效的应急通信管理机制,为完善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和特大自然灾害的应急通信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自然灾害背景的公共危机动员模式选择

由于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及瞬时破坏力比较大等特征,确立有效的动员模式至关重要。在公共危机动员模式的选择上,学术界一致认为危机管理应该从政治动员为主走向社会动员为主,实现社会的自我动员。而实际上,从动员评价体系四个指标的比较来看,政治动员仍应是公共危机动员的主导模式。新时期应建构以政治动员为主导、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良性互动的混合动员模式。为此,须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政府的公信力,实现动员话语的人性化,充分发挥社会动员的作用。     

包容性增长下的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优化

包容性增长与优化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我国公共经济存在缺位、越位现象,民间经济遭受发展环境与自身竞争能力双重约束,二者之间互动和支持力度不够。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且不平衡、公共经济体制不健全、转型期政府职能伸缩、传统产权制度弊端等,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路径就是要定位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发展空间、完善经济调整机制、规范产权关系、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     

人力资本禀赋与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

西藏由于其特殊的自然、社会、文化、历史等背景,经济一直落后于内地其他省市,而且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地区之间的差距呈越来越大的趋势。虽然国家实施了全国对口援助西藏和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对西藏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拉动作用,但西藏跨越式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在哪里呢?本文借用相关区域发展理论,从人力资本禀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西藏跨越式发展的对策。     

唐代因灾移民政策简论

整个唐代,自然灾害一直贯穿其始终。由于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重视民生,在遭遇严重灾荒时,政府鼓励灾民异地就食,此后较有组织的因灾移民成为唐前期一直奉行的政策。唐后期,由于安史之乱导致的朝廷实力下降,政府救灾不力,灾民自发性的移民就食越来越占多数,最终成为唐朝灭亡的前奏。     

战争与美国经济

战争与美国有着不解之缘 ,战争带给美国的多是福音。2 0世纪以前 ,美国进行的一系列战争 ,为美国开疆拓土 ,使美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 2 0世纪以来的历次战争 ,则一步步将美国塑造成为当今世界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巨无霸和超级霸主。战争给美国经济带来红利是和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胜利———增长”和“失败———衰退”是战争与美国经济关系的基本模式。美国经济正面临诸多困难 ,为走出困境 ,美国政府正试图从战场上寻求出路。     

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论近代自然法转折的意义

自然法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从古希腊哲人发端以来,它的内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近代政治哲学中得到强化,却也因此被改换了概念的基本因素,从而在卢梭之后被"天赋人权"所取代,逐渐淡出政治哲学的讨论范畴。现代以来,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更使法律本身完全回归现实维度,彻底告别形而上因素,也拒绝了种种诸如"善"与"正义"的先验性讨论。二战以后,随着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反思,"自然法是否可能""自然法是否必要"这些问题又开始为人所重视;近代自然法到自然权利的转化过程也日益被认为是自然法概念消亡的关键所在。现代保守主义学者高举守卫自然法的旗帜,试图与从"天赋人权"开始的自由主义者们最后导向的道德虚无主义抗战。本文试图从历史梳理的过程中发现自然法转折的细微之处,并从中寻找后代自由主义的先声。     

论文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异同及发展路径

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知识经济"的新概念.近几年来,我国的浙江、广东在文化大省建设中相继提出了"文化经济"概念,并首次把"文化经济"作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实践课题."文化经济"概念的提出既充分体现了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特征,又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契合.积极发展文化经济,将有力地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社会的和谐.那么,文化经济产生的背景是什么,与知识经济的关系怎样,如何发展?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