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 .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是多样的、相对的,建立起了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哲学理性的思辨与语言存在的揭示——试论理性语言学探究的先验路径

立足于哲学理性的思辨进程和语言存在问题的揭示,尝试先验语言学构建的思考,探寻语言存在的理性回归之路。哲学理性的思辨进程以理性存在为前提,并通过理性存在的本质展示人之"语言"的先天必然性;作为理性主体经验的语言过程总是表现为先验的纯粹语言形式在经验直观过程中的综合应用;凭借理性的纯粹思辨和先验形式存在,理性主体必然地要在经验的语言现象之上构建起语言存在原因的先验世界;在语言存在的问题上,理性思辨的目标不是经验过程的语言现象、语言条件和语法规律,而是其绝对的源泉、无条件者和纯粹形式存在。     

学发展观的三重理性向度

为了显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逻辑和哲学特质,运用文献疏解与比较诠释的方法,对之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创造性阐扬,也是哲学理性精神在社会发展领域内的全方位彰显.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理性向度:一是以"对话扬弃"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人本生态"为判据的价值理性向度.三是以"发展创新"为要务的实践理性向度.交往理性向度表征了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价值理性向度揭明了其视人为目的的价值归依,而实践理性向度则体现了其以自主创新为宏旨的行动诉求.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是多样的、相对的。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使多样的、相对的,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建立了起来。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辩证法研究的两种出发点

康德和黑格尔各自代表着辩证法研究中两种有着重大区别的出发点。康德把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称为幻象逻辑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提示了辩证法超越理论哲学视野并走向实践哲学的理路。黑格尔没有认真对待、理解与吸收上述康德哲学中深具启发性的思想内涵,以一种纯粹思辨的、理论哲学的眼光,使辩证法重新回到了康德试图避免和禁止的思辨理性的立场上。马克思辩证法是实践理性层面上的、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辩证法。以往我们强调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学理渊源,更多地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阐释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使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所独具的实践理性意蕴被深深掩蔽起来。今天重新思考康德对辩证法作为幻象逻辑的批判,并从他所提示的实践哲学的出发点来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中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的显在特征,形成这一特性的文化渊源是墨家实行实效的思想和儒家的实用理性。毛泽东的实践理性主要表现在他对生产实践与审美活动的关系、社会实践与艺术活动的关系、文艺与文艺创作主体的关系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和论述上。毛泽东认为:审美活动的根基和源泉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不仅是反映世界,其意义和价值在于改造世界;现实生活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是影响和决定艺术与艺术创作关系的重要因素,政治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逻辑延伸。毛泽东实践理性中的"政治",在根本意义上指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指向具体时空中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     

“发生”意义上的因果性原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类比论证方法的演绎

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个构架于《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要素论部分得以初步完成。其中,先验范畴及其在具体应用时所对应的原理,都在先验逻辑与经验性的关系中给出,而时间图型又是先验性与经验性得以沟通的重要桥梁。于是以因果性为例,康德分别运用先天还原与经验投射的论证手法对之进行了充分地演绎。通过对其手法的分析可以认定,康德批判哲学的全部展开就是关于时间二重性的探索,即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先天批判。     

理性的两难及出路

理性是哲学的最大特点,理性不断推动自己,外向地形成哲学的文化系统,内向则不断追问自己的合理性。现代西方哲学,尤其实证主义,虽然有其肯定经验和客观性的合理的一面,但从哲学之为人学的角度讲,这远远不够,忽视了人是作为道德与价值主体的存在。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道",理性是"道"作为规律系统的应有之义。中国哲学强调理性与德性统一,理性为德性的基础并最终被德性所统摄,而这就是理性的出路。     

试论康德理性自由与海德格尔"此在"意义的关系

基于康德的先验哲学,自由源于理性存在的必然,其＂实在性＂的体现依托于理性存在者或人的＂此在＂事实;自由的＂实在性＂不是作为物的经验对象,而是作为经验对象之规定的纯粹形式存在;自由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其＂实在性＂既指向理性原则的存在,又指向理性原则作用的存在,并必然地表现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统一;任何在自由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和突破都是新的路径的选择和对以往方法的解构,而非对自由和存在本身的改变,康德哲学的建立是如此,海德格尔的存在体系也不例外;因此,在不断面对困惑、重释自由之际,我们也在凭借自由的问题而进入自身存在之路,并获取人的＂此在＂之真实。     

自由“实在性”确立的起点:理性存在——重释先验哲学视角下的自由问题

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就康德先验哲学的理性存在而言是自明的,它既不能单独由理念的纯粹形式加以确定,也不能单独由经验对象加以确定;在理性存在的条件下,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地位不仅是先验的,也是实践的,实践的地位带来自由意志决定的自然过程的存在;自由与自然的对立或统一因为回到理性的过程而成为必然,理性存在的事实所确立的既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实在性,又是关于自由理念的"实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