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简析

[题解]本文节选自《三国志·蜀志》卷五《诸葛亮传》。标题是另加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公元233——297年)是西晋史学家,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县)人。三国时,陈寿曾仕蜀,为观阁令史。蜀亡入晋,陈寿因张华的推荐为官,初为佐著作郎,继为著作郎。时人称赞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所著《三国志》一书,共六十五卷,分《魏志》、《蜀志》、《吴志》三部分,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都有专门的记载。《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这部书可与《史记》、《汉书》相比美。     

《塞翁失马》质疑

《塞翁失马》质疑冯振广《淮南子》第十八卷《人间训》中有一段故事，名叫《塞翁失马》，原文如下：“近塞上之人，有善术焉者，马无故而亡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从皆贺之。其父日；‘此何不遽为福乎？’家富良马，其...     

《三国》有余韵 虚实相混成——《后三国石珠演义》考论

有人说:“小说无不可续者,独《三国演义》根于历史,不可续也。”其实不然。早在康熙间,刘廷玑就提到:“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两晋为三国历史之自然沿续,《东西晋演义》题名“续三国志”,固无个可,但真正称得上《三国演义》续书的,则有题“西蜀西阳野史编次”的《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四十回和题“梅溪遇安氏著”的《后三国石珠演义》三十四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后三国”     

《三国志》(中华标点本)疑误偶拾

《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吸取前人的校勘考订成果,校点是精审的。但作为《三国志》的第一个标点本,其校点欠妥处也时有可见。笔者因近来参加《三国志》今注今译工作在阅读中偶有所见,随手摘下,今摭拾数条,略加说明于下。①卷27第749页:“(王昶)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二州,广农垦殖,仓库盈积。”按:“二州”诸本均作“三州”,中华标点本未加说明,亦无校改标记,不知据何而改。《资治通鉴     

简论《三国志》的人物叙写

有关三国的文艺作品基本上都是根据晋朝人陈寿所撰《三国志》(魏书、吴书、蜀书)的史实,和南朝宋时裴松之注引的各种史书、笔记等等,熔铸、敷缀演化而成.《三国志演义》早期版本署名就是"晋平阳候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见今传明代弘治年间刊行本).《三国志》为后来的小说、戏曲提供了许多素材,包括一些基本史实和精采细节.如果没有《三国志》,可能不会出现《三国志演义》和有关三国的戏曲等文艺作品.因此,对《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文)如何为三国时代众多的历史人物立传,怎样记叙描写这些人物的事迹,值得进行探讨研究.     

从《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看平话与演义结构之比较

《三国演义》的成书有一个复杂过程。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已经临近这个过程的终点,到毛本《三国演义》,终于大功告成。《演义》由何而来,依今天所存材料,已经不能清晰勾勒其过程。但其脱胎于宋元讲史话本,却是公认之事实。刊刻于元代至治年间、署名新安虞氏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今存最早、也是惟一的一部《三国志平话》,给出了三国故事较早、也较为清晰的雏形与轮廓。将《演义》与《平话》结构加以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承继关系。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试论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是明代万历年间或万历以后的福建建阳刊本,它属于《三国志演义》二十卷本中的简本。它删减的内容主要是:细节描写,人物对话,人物出身介绍,正文中所插入的诗论等。魏氏刊本参照了杨美生刊本进行刊刻,二者有着共同的底本或祖本。魏氏刊本和美玉堂刊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玉堂刊本和杨美生刊本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的文献学意义

清朝学者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是清人《三国志》注释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该书以"证"为注释主旨,兼采诸家《三国志》注释之优长,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所未逮,对《三国志》本传、裴注及后世诸说多有新解,推进了《三国志》及裴注的研究。     

诸葛亮故里暨离阳都年代诸异说辨正

诸葛亮的故里,也就是他的出生地,本来不会发生问题,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得很明白:“诸葛亮,字孔明,琅玡阳都人也。”又同书《诸葛瑾传》:“诸葛瑾,字子瑜,琅玡阳都人也。”问题的出现在于琅玡郡、阳都县并省之后,阳都故地后代随着归属之州县发生变化而亦随他不定。编修地方志时,主其事者不明白叙述设置发生变化的因由,却各自拉名人入本县籍,这就是旧《沂水县志》及《临沂县志》均称阳都在本县境内,并于《人物》卷中都收入了《诸葛亮传》的缘故。解放以后,词书以及论文、专著中,于诸葛亮的     

《三国志集解》勘误(卷31-32)

作为《三国志》注解的集大成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对于《三国志》以及三国史的研究均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亦存在着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整理本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将学界对于《集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百密一疏,整理本《集解》在句读、专名号标注以及匡正原书错误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现以标点整理本《集解》为底本,将卷31《蜀书·刘二牧传》与卷32《蜀书·先主传》中的一些失误之处胪列于此,以资借鉴。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三国演义》曹魏之战略优势缀述——从“隆中对”的“扬蜀抑魏”说起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倾向性描写,使一般读者往往以为曹魏一切都在诸葛亮谋算中,曹操伎俩用尽,仍不免被愚弄得可怜而且可笑.其实,这是被作者瞒蔽了.<三国演义>中真正的强者是曹操,三家中一直居战略优势地位的是魏国.曹操不仅乘汉室之危,移都许昌,抢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后期以至其子曾丕称帝后,也与昊国一样,深明"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之机,动必联吴,持守待变,总能在诸葛亮的进攻面前保持不败的优势,并为后来晋室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在<三国演义>这部有强烈政治倾向性与理想色彩的书中的胜利,由此可以更加深悟小说创作与生活之错综复杂的关系.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日本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与《三国演义》的“变奏”

在＂三国热＂的影响下,三国故事已然成为日本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华裔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也对三国故事情有独钟,开始从日本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去审视三国历史与人物,突破了《三国演义》的固定视角和历史演义写法。在历史小说写作理念上,陈舜臣继承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传文学写法。而在三国历史观上,他颠覆了＂拥刘反曹＂的正统观,从多元标准出发去衡量三国历史与三国英雄。     

《三国演义》的人物、结构和主题

《三国演义》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小说着力表现的是曹操、诸葛亮、司马懿这三个接力式的人物,他们是三国这段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强者,其他人物都直接间接地陪衬或烘托这三个人物。     

三郡乌丸考

曹操平定幽州的三郡乌丸,是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三郡”的具体名称,后世史家说法不一。事实上,“三郡”是指幽州下属的辽西郡、右北平郡、辽东属国。将辽东属国解释为辽东郡或上谷郡,是不妥当的。     

《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

《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典范化,其本质意义就在于作者为其注入了忠义盖世、儒雅绝伦的道德内涵,从而体现孔夫子所提倡的《春秋》大义。由于历史观的不同,造成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叙事重点、细节选择、人物褒贬等多方面的不同,为了把关羽塑造成一个体现《春秋》大义的忠义英雄,罗贯中大胆虚构了一系列故事,以之强化和凸显关羽忠义品质。关羽的走麦城的悲剧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却是胜利者。关羽与曹魏的军事冲突转变成道德的冲突。这正是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的集中反映。     

《三国演义》中的三位最杰出战略家

在《三国演义》中,三位最杰出的战略家分别是曹操、鲁肃、诸葛亮：曹操具有最远大的战略眼光,富于最卓越的战略才能,创造最突出的历史功业,成为第一位的战略家;鲁肃深刻认识汉朝命运,正确应对曹操集团,着力促成和维护孙权刘备联盟,成为第二位的战略家;诸葛亮完整规划三分天下的战略格局,毕生坚持复兴汉朝的战略目标,成为第三位的战略家。罗贯中在主观上力图使曹操妖魔化、鲁肃边缘化、诸葛亮神圣化,但是终究无法改变他们战略家身份的实际层次。     

曹操与谋士关系新论——《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管窥之三

曹操与谋士的关系,是《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的一个层面,在魏、蜀、昊三方中表现最为复杂,其文化内涵也比较丰厚。整体可视之为君臣关系的扭曲形态,但也有前后期的差异。前期是君臣关系的常态为主,扭曲为辅;后期则演变为扭曲为主,甚至大开杀戎。其演化轨迹是扭曲趋势愈演愈烈,光彩渐失。其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还有人性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政体制约下,曹操与谋士关系的实质是主奴有别,谋士们无法摆脱其人身依附关系的本质。     

三国时期法治主义思想考辨

三国时期的法治主义思想,是在礼法结合基础上吸收战国至秦时法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以厉行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法治主义思想,而非后者的简单翻版.相应地,其思想不是对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削弱,而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