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企业的技术创新效应

通过对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应代表性观点的梳理,确立了创新动力与创新能力的二维分析框架.进一步研究表明,垄断企业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正效应,即垄断企业具有强劲的技术创新动力源,又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系统.因此,我国政府应该通过积极的产业组织政策与适宣的反垄断政策,鼓励和促进民族企业做大做强,在国内外市场形成垄断优势,促进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从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在功能效应研究

集群化是各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区位特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由于存在能力势差而导致自学习效应;集群内创新成果能够被迅速地共享和仿效而具有自溢出效应;集群内的企业及相关组织围绕特定的创新技术形成一定的技术创新知识链,从而使其具有自创新效应;产业集群内生创新技术的溢出,使产业集群获得持续技术进步而产生自增长效应。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四种内在功能效应的实现需要通过内在自主性与外部政策拉动相结合。内在自主性是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发挥各种效应、营造一定的环境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以辅助其效应的实现;外部政策拉动是通过各级政府的各种作用力度、份额、政策作用的方向力促使内在功能效应的实现。     

合作型自主创新:创新优势与知识产权共享冲突

合作型自主创新就是通过多个企业或多主体的相互合作的方式进行企业自主创新的创新活动,它既不是完全的自主创新,也同一般意义上的合作创新有所区别。基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现实,以及合作型自主创新的特点,合作型自主创新不失为中国企业目前乃至将来一段时期自主创新模式的最佳选择。在经济性质上,合作型自主创新既不是古典或新古典意义上的市场组织,也不是古典或新古典意义上的企业组织,而是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复杂性技术创新的中间网络组织,而且还是一种有利于企业间知识共享的组织,因而它是一种复杂性技术创新的知识共享网络组织。合作型自主创新的创新优势,具体体现为技术创新的效率优势和企业自主创新的实现优势。在实际运作中,知识产权共享冲突,狭义地理解就是合作创新与自主创新的矛盾和冲突,是其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风险,具体表现为因成员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知识产权被"劫盗"风险、因知识产权的公共物品属性而诱使的成员企业的"搭便车"行为以及因知识产权的外溢性而引致的知识产权流失风险。可以从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有效治理和防范。     

行政垄断影响技术创新吗?——基于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由于行政垄断挤占了民营资本的投资机会,使放松行政垄断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行政垄断所造成的市场整体竞争和投资机会的稀缺,导致那些行政垄断较弱的行业容易出现过度竞争。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工业行业处于过度竞争与行政垄断并立的扭曲状态,过度竞争与行政垄断对技术创新的双重阻碍,导致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率普遍偏低。从整体来看,工业行业行政垄断对其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分阶段来看,工业行业行政垄断与技术创新呈N型关系,随着行政垄断率的不断上升,技术创新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再上升的趋势。     

区域人才聚集下的创新优势分析

人才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载体,在流动中往往形成部分区域人才聚集密度高于其他区域的聚集现象,使得该区域创新优势凸显。在论述人才聚集效应的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区域人才聚集下的资源互补、知识外溢、规模效应、信息共享、相仿效应等创新优势的内涵及其产生机理,认为,加强和优化人才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推动地方性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建设等,可以增强区域创新优势,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推动区域科技的创新与进步。     

产业集聚理论对我国乡镇企业集聚化发展的应用分析

产业集聚的本质是外部经济，这一外部经济的主要来源有劳动市场的共享、专业性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产业集聚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扩散；形成创业空间集聚的正反馈效应。我国乡镇企业空间上的分散配置，存在着私人供给的公共产品溢出效应损失，服务产品需求的市场外效应损失，信息、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损失。改变这一状况的途径是实行乡镇企业集聚化发展，具体的措施包括集聚区的构造和主导产业的选择。     

技术标准化对产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

技术标准化对于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和完善产业创新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技术标准的先进性也能够对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起到推动作用。良好的技术标准化体系的形成有助于促进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反之则会形成市场垄断,抑制技术创新。我们主要通过技术标准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技术创新作为连接纽带,进而对技术标准化对产业创新的影响过程进行分析,并针对我国的通信与电子设备制造产业的技术标准对产业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研究。     

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研究——基于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

建构于传统制造业基础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不适用于新兴的数字创意产业,亟须进行理论范式创新。数字创意产业是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驱动的新型业态,与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至少在研发、生产、产品、审查、营销、物流、消费、特征效应与生命周期等十个方面存在关键区别,并且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具有衍生效应、共享效应、嫁接效应和外溢效应,由此决定一旦某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被他国“俘获”或“低端锁定”,该国未来产业竞争力将被牢牢控制。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立方体模型的研究发现,对于NVC高成熟度的数字创意细分行业应采取市场优先、成本领先和兼并收购三大“主动出击型”战略;对于NVC低成熟度行业而言,应根据GVC成熟度和行业成熟度采取相适应的战略,逐步提升数字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进而确立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主导者的战略地位。     

自主创新的外溢效应与创业环境激励

本文以自主创新的目标在于形成外溢效应为前提,建立了外溢效应模型;外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又会阻碍企业自主创新,如果企业不能有效地利用外溢效应,只能通过政府推动自主创新。外溢效应的存在是对创业企业的激励,制度性激励强化创业企业进入的动力。但剩余外溢效应减少到预期报酬不足达到风险投资的要求时,外部激励的减弱会降低创业的动力,并形成技术领域与区域经济的收缩。硅谷正在面临这样的前景。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工业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分析

市场结构是影响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不同市场结构的竞争度差异,垄断势力大小将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我国工业行业的市场结构缺陷突出地表现为过度竞争和行政垄断并存,这种市场结构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要加快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步伐,必须消除市场结构的缺陷。积极抑制行政性垄断、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提高企业的科研开发规模、完善促进工业技术创新的产业组织政策。     

基于知识共享的跨边界产品创新研究

知识共享推动了创新的实现,提高了创新的效率,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和风险。通过文献研究,在对知识共享、组织边界理论、产业创新等概念探讨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跨边界产品创新的意义所在,即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帮助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同时,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产品创新的边界,通过跨边界产品创新中的知识共享表达模型,我们发现,跨边界产品创新过程可以认为是跨边界产品创新知识逐渐收敛为最终创新结果的过程及其具体化形式,而产品创新中的知识共享过程本质上是产品的知识从抽象到具体的求解过程,从而最终实现基于知识共享的跨边界产品创新全过程。总之,跨边界的产品创新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成长和知识学习。     

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创新垄断

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世界中心－边缘结构,而在这种结构中,存在着中心国对技术创新成就的垄断问题。由于中心国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总能汇聚起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从而总是处在技术创新的前列。出于在国际竞争中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心国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而实现创新垄断。边缘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后,中心国在创新垄断的前提下也以技术援助的名义对边缘国转让一些落后技术,并在这种技术转让中实现理论特别是价值观的输送。然而,边缘国在此过程中往往是无奈地接受,并无条件地向中心国奉献自己的智识与技术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边缘国往往是因为缺乏自信而向中心国奉献其知识与技术,目的是希望得到中心国的承认和肯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被突出,而中心国的创新垄断已经对人类社会的共生共在造成了威胁。     

动态知识观视野下的技术创新能力研究

技术创新能力取决于技术能力,技术能力决定于企业内部的知识存量。静态意义上的知识存量对技术创新能力仅是一种储备价值。只有静态的知识存量动态化,形成高效、顺畅的知识流,其对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功能才可被彻底发挥出来。从知识理论的角度分析,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多元、动态的过程。因此,搭建知识流动机制,实现知识存量向知识流的转变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根本。     

论战略性产业政策和国际合作创新: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Brander-Spencer模型主张创新竞争,而AJ模型主张创新合作。文章结合两个对立的模型形成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到国际市场环境中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该采用战略性产业政策支持本国企业进行国际市场竞争或者是根据AJ模型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创新合作依赖于三个重要因素:技术外溢效应的程度、政府是否具有政策先行能力以避免被企业的投资行为所操纵以及本国企业的研发投资效率。     

基于组织视角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其实质是创造性破坏.技术创新会产生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不同的效应导致不同的路径.企业只有在适当的组织结构下才会有创新的激励,这种组织并不是可以随意创设的,是自发演进的结果.技术创新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只有适合本国要素禀赋的技术才会形成比较优势.技术创新究竟会导致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关键是能否建立一个有利于选择适用技术和对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进行激励的机制,这些结果的出现还受制于创新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     

技术革命浪潮下创新组织演变的历史脉络与未来展望——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思考

当前，正值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将会带来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深入了解这些变化及其影响有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好地制定产业与创新政策。通过对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创新组织型态演变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可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下，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是如何促进创新组织型态演变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互馈关系：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技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向开放、协同、共享的创新组织形态转变，外部环境变化对核心主导企业提出了新的潜在特征需求，大企业将更具有竞争效率，平台性组织开始普及，大型平台企业通过行业内兼并重组资源更易获得垄断地位，这些特征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进行组织创新的方向。另一方面，数字时代，价值创造和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先锋企业为了保证竞争优势，在提高生产率和创造更多价值的内在动力驱动下，将积极进行内部组织的革新，带动网络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优化，进而促进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扩散。     

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

本文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政治关联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其在企业绿色创新实践中主要发挥“资源效应”的作用;高管政治关联主要通过两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一是获取政府补贴,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压力,二是形成社会监督,倒逼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会相互调节对方在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即政府资源倾斜越强,社会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反之亦然。本文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协同互动,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良性激励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制度优势与创新型城市的形成

创新型城市可以界定为,在特定的城市空间内,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量,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创新主体,通过建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互动机制,形成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整体,进而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城市形成的深层次保障。我们应当选择一种运行费用较低的制度模式,为社会提供一个促使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有利环境。     

试析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知识生产社会控制机制的视角

知识生产具有社会属性,这为社会控制知识生产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不同的知识社会控制机制是造成不同民族国家间知识结构与形态差异的重要因素。中国封建王朝以强大的政治权力为后盾,发展了一套系统而严密的知识社会控制机制,最终形成了迥异于西方国家的知识生产＂范式＂。在这种学术范式中,儒学以＂同心圆＂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循环复制,自然科学研究被边缘化了,从而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局面。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对外政策的逐步完善 ,跨国公司在华的并购投资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呈现出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跨国并购与直接投资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两种投资方式 ,因此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并购中的技术外溢效应会与以前以新设投资为主的技术外溢效应有一些明显的区别。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技术外溢具有联系效应、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 ,跨国公司对被并购企业的员工的培训也能带来明显的外部效应。我国政府十分希望通过跨国公司在华的技术外溢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 ,面对即将到来的并购高潮 ,需要制定相应的对策来强化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