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保定商会的体系再造及其控制

华北沦陷后,日伪政府从便利"经济统制"出发对保定商会进行了组织结构上的改造,从而将其殖民控制力下移,向基层社会渗透。日伪政府变更了原有的商业组织结构,使同业公会附属于商会,在事实上建立了纵向的商会组织体系;在调整后的商会系统上绑定新民会组织——新民会职业分会,以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员;另外建立各业"组合"用以控制商业物资。在日伪政府与保定商会的关系调整中,虽然日伪政府始终是强势的一方,但商会对于日伪政府的每一项调整仍有自己的诉求,并努力减少日伪政府对商业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商民生活的实态。     

论日伪对江苏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统治

抗日战争期间 ,侵华日军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稳定其在占领区的统治。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日伪在江苏地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首先论及日伪在江苏的基层政权建立的情况 ,即由维持会、自治会向县级傀儡政权转变的过程。其次 ,对日伪在基层社会的控制手段进行了研究 ,并认为清乡运动是日伪将其统治触角延伸至乡村基层社会的手段。最后 ,本文还对日伪控制基层社会之绩效进行了评价 ,认为只是在汪精卫政权建立以后 ,日伪通过清乡才在苏南地区实现了对县一级政权的控制 ,而在苏中和苏北则仍然无法完全控制县级政权。至于乡镇以下的基层政权 ,尤其是在农村 ,日伪政权则基本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抗战时期日伪县级政权财政初探——以江苏南通为例

目前对抗战时期日伪地方政权财政的研究是个盲点。抗战时期,日伪南通地方财政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演变的背后是地方政权主导群体的更替。从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来看,日伪南通地方财政是典型的维持型财政,入不敷出,收入大部来自非正常收入,支出大部分用于维持政权运转,当局在地方公共事务中鲜有作为。这些情况揭示了当时的日伪县级政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社会,也凸显了其合法性之阙如。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赴日留学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中止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山西在日军的统治下建立了日伪山西省公署,在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安排下,曾先后向日本派出了四批共44人的留学生。在此期间还有部分在省外就学的山西籍学生通过其它的途径留学日本。抗战期间的山西赴日留学,是非常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     

抗战时期上海地区日伪关系探析

抗战时期 ,日伪两方都认识到上海地区在政权存续方面的重要性 ,日方将对上海的占领置于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整体计划之中 ,伪方也将巩固政权寄托于上海的繁荣上。但是 ,日伪在有限的利益分配上也有诸方面的问题 ,如经济利益的矛盾、人事矛盾及汪伪建军问题上的矛盾等 ,使得上海地区日伪关系错综复杂。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抗战时期关内日伪政权选派留日公费生考略

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忠实于日本的高级“人才”,日伪政权十分重视公费留日学生的选派,伪华北临时政府（包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派了不少公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为主,可以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内扶植的伪政权及其所属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拔、派遣留日公费生的情况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梳理,进而深化抗战时期的日伪政权留日教育研究。     

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殷周到宋元,山西商人的活动都和政权有着一定的关联。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和封建政权的关系愈加紧密,进而发展成为大官商。下面仅就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作一探讨。首先,中国从南京条约之后,是以上海     

抗战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控制

教科书是青少年学生的重要读物,在潜移默化间塑造着青少年学生的灵魂。不论是国家权力机制还是精英知识阶层,都力图通过教科书塑造自己理想中的未来民众。抗战时期,日伪政权、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格外重视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力图通过教科书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思想渗透。在初中国文教科书选文的编排上,日伪政府推行妥协投降主义,回避抗战主题;蒋介石国民政府让教科书领域成为其独裁统治的一部分,趁机加强了思想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教科书则以宣传抗日为主,并加入生产劳动知识,体现了注重实用,兼顾文艺的原则。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文化殖民探析

在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通过扶植的伪满政权,大肆地对东北地区实行文化殖民,利用政权的力量充分美化和掩盖殖民事实,宣传殖民奴化思想,妄想使东北人民成为拥护伪满政权的顺民.日伪政府所进行的文化殖民行动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即教育、宣传、文艺.在教育方面大肆灌输军国和民族分裂思想,改变东北学制,普及日语;在宣传方面充分管控新闻舆论、出版机构、广播内容;在文艺方面改造中国传统戏剧,以殖民电影美化黑暗统治,以殖民文学塑造顺民典范.无论是教育、宣传、文艺哪一种文化殖民手段,其目的都在于扭曲历史,美化侵略,奴化东北人民,对东北人民进行错误价值观的灌输,使其成为彻底的"良民".     

牺盟会与共产党及阎锡山政权关系之辨误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牺盟会自始至终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从对牺盟会与阎锡山政权、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深入考察中可以看出:牺盟会是由阎锡山一手成立和领导的、并为中国共产党所改造和利用的抗日组织。它为阎锡山政权和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在华北的抗战事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景耀月之死之谜

《老照片》第４期《南社雅集》介绍南社发起人有芮城景耀月,谓其“１９２３年因接受曹锟贿金,被开除出南社。１９４４年被日伪暗杀于北平”,这与传闻不符。《山西人物志资料》收景氏小传两篇,亦各不相契,一谓“１９４４年,日伪政府已将北京图书馆馆长的委任状送到景...     

试析日伪对赫哲族的毒化政策

为了获得高额利润,麻痹赫哲族的民族意识,断绝赫哲族与东北抗联军队的联系,从而加强对赫哲族的殖民统治,日伪对赫哲族实行毒化政策。日伪在赫哲族地区广泛种植鸦片,给赫哲族发放“吸烟证”,鼓励赫哲族吸食鸦片,从而达到其拉拢引诱的目的。在日伪毒化政策的实施下,赫哲族的体质受到了摧残,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民族面临濒危,同时在精神上意志消沉、萎靡不振,丧失了反抗精神。     

契丹与五代山西割据政权

山西在五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这不仅因为五代中有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朝代以山西为根据地,进而化家为国,成就一代帝业,十国中的北汉更是盘据山西长达二十八年之久;也不仅因为石敬瑭、刘知远,刘崇等人都和契丹结下过不解之缘,从而引起了人们探讨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山西地理位置重要,不占领山西,就无法奄有全国。为此,柴荣、赵匡胤、赵光义等人多次进军山西。因此,探讨一下山西几个封建割据政权同契丹的关系,对五代史的研究,是有裨益的。     

日伪统治时期“粮谷出荷”政策对东北农民生活的影响

“粮谷出荷”是日伪统治时期农民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是在农业统制政策下,以极低的官定价格,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把日伪所需的农产品全部掠夺到手。该政策的实施完全是依据“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表现出明显的掠夺性,农民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完成任务。“粮谷出荷”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转型中的自开商埠近代商事机构

清末新政以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日渐发展，加之受西方的影响，商会这种以保护 和发展工商业为目的、具有法人性质、有别于传统行会组织的工商界社团开始出现。自开商 埠不仅发展了大量商会组织，一些传统的行会也逐渐向近代商会转化。在近代社会极端复杂 的背景下、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自开商埠商会致力于协调各种内外关系，处理商务纠纷，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在近代中国政治极端无序的形势下，商会的作 用毕竟有限，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西交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汉族封建政权趋于式微.而早就活动在塞北的匈奴、鲜卑等部族,纷纷南逼,建立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称雄中原,干戈迭起,在黄河流域形成了罕见的纷扰局面.山西一域,表里河山,攻守皆利,足以对毗邻地区形成威慑力量,故而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该地区的交通就随之进入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以平阳、河东、河南、河内、弘农诸郡建置司州,而实际上以邺(今河南安阳市北)为根据地,经营北方.据有关史书记载,是时邺地与上党的交通相当便利,能够进行大规模     

宜昌商会的“柔性社会权力”与辛亥宜昌“有序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宜昌商会已成长为宜昌地方最有"权势"的民间社团组织。面对席卷而来的辛亥革命风暴,宜昌商会依凭其社团组织"柔性社会权力",通过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辅助革命党实现宜昌和平光复,辅助革命政权有序取代旧政权,辅助革命军政、行政事务有序推进。革命在宜昌呈现出有序进行的状态,宜昌亦随之保持了相对的社会稳定。宜昌商会在宜昌光复期间的政治作为,彰显了宜昌商人对社会稳定和工商业发展的深切渴望与追求。宜昌商会与革命党在革命蓬勃发展时期所结成的密切合作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显示了逐步成长起来的商人社团在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辅助政治组织顺利施政中的独特作用,也反映出民间社团业已对政治组织实现政治目标的程度与效果具备一定的约束、干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