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民关系之“取譬”省察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对君民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形象地表述为如下种种"取譬":君舟民水说、君原民流说、君为元首民为手足说、君心民体说、君山民地说、君亲民子说和牧民说。这些说法凸显了民在王朝国家存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至于"民"被视为"本"。究其原因,不过是由于民能致力于"本业"即农业和民是国家的构成要素。如果结合君主在整个国家或政事中的主宰地位来看,"以民为本"便成为"以君为本"的工具性手段,民之重要就淹没于其卑微的身份地位中。然而,民又是影响江山社稷存亡的巨大力量,这就造成了君主对民仁爱、畏惧交加的矛盾心态。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思想有本质之差异。     

从“民本”到“民学”：“民”思想研究再展开——以《尚书》为中心的探讨

“民”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关注的核心主题,内涵极为丰富。近代以来,在西方人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影响下,我们以“民本”重新审视古代“民”思想,形成了固定的民本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很好地深化了“民”思想主题,从纷繁复杂的古代“民”思想中提炼出了民本、君本两大主题,但同时“民”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受到了遮蔽,即那些既不符合民本,又不符合君本的“民”思想便被忽略了。因此,要想呈现古代“民”思想的完整风貌,我们需要在“民本”基础上,扩大研究视角,推进“民”思想的再研究。“民学”于此是一个可能性的尝试,它能够从整体性视域将民本、君本以及其他关于“民”的论说连贯为一体,使古代“民”思想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学说。     

“天”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得以成立的一种结构分析

民本思想何以成立,现代主流的学术观点多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认为统治者是慑于民众的反抗,才不得不“以民为本”.这种观点忽视了信仰因素,没有注意到“天”的观念对古代中国人的影响;以天、君、民三元结构为分析框架,强调重视“天”在古代民本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天、君、民三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因为天佑民众,而君惧天威,于是君才有了“民本”思想.因此,中国古代对“天”的信仰是民本思想得以成立的关键根由之一.     

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民本位”与“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官本位"政治文化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中全面刻画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环环紧扣所形成的超级稳定的、保守的封建制度。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孟子的“仁政”思想对现代的价值及启示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平生孜孜以求的理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孟子的"仁政"思想包括以民为本,反对暴政;减轻刑罚,减少战争;制民之产,使民以时;重视商业,轻徭薄赋等重要内容。研究孟子的"仁政"思想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现代价值启示。     

当代“民本”结构社会形态的升级转型

当代“民本”结构社会形态的升级转型,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本质要求,是“民本”意识理念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政治体现,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国之策。当代“民本”价值的内涵是“一切以民为本、科学发展为民”,是民众信仰、信念和民众对社会、政治生活价值尺度的追求。其所呈现出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又是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问题。全面促进“民本”结构社会形态的升级转型,需要坚定“民本”价值目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促进优化经济结构运行升级转型;需要“五位一体”运行环境升级：需要促进道德标的建设的升级转型。     

从"安治天下"到"万民忧乐"——论黄宗羲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

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时期,经过先秦、秦汉唐宋的发展,至明末清初时期发展到极限。但在明清以前,思想家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安治天下",而并不是维护民众的利益,君主仍是万民之主。黄宗羲对天下和君主做了区分,以"万民忧乐"作为评判天下治乱的标准,并从这一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从而使儒家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的高度。     

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从马克思主义到“三个代表”思想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生产力观点、文化观点、人民群众观点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体现了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创新性的高度统一。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西方哲学真实蕴涵的再思考

哲学素有“智慧之爱”之称,“爱智慧”,“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本性。现代哲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却无一例外地视智慧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意义”为其核心范畴。然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不只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西方哲学真实性判据原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在对人独特的意义性存在的自觉把握与自我意识中,从古至今一直在表达着它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表达着“智慧之爱”所担负的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同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变都以思考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为旨归,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西、马所共同担负的哲学使命的“融通”中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应遵循“三双二实”思路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应切实把握＂三双二实＂思路,以期求得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沿着正确的路径,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三双即＂双主体＂＂双需要＂＂双价值＂,二实即＂实践＂＂实现＂。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从“资本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资本制”“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诸说。“资本制”说与托派观点雷同,未能久立;“殖民地化”说是通用说法;“半殖民地”说是次通用提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组合顺序不同代表着人们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地位、影响之大小强弱的不同认识。共产国际内部意见不一,造成中共意见的模糊和分歧,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异说纷呈。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渐渐趋同“半殖民地半封建”说。然而,仍有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说者,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反帝反封建”主张前提下和而不同的学术气度。     

城市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本质

城市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当代城市民族问题的"理论回应"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实践方式".意义殊为重大.城市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内涵体现为"以人为本"、"民族和谐"与"民族团结"的统一整体,其本质属性体现为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统一性.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作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导向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提供了保证,有助于克服在合理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是衡量政治体制改革合理与否的“质”的评判标准。     

毛泽东的“劳资两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劳资两利”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协调劳资关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劳资两利”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以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孔子制宪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自"君民共主"转变为"君主立宪",其所持的"孔子制宪说"可为此转变提供解释。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源于其突破传统公羊学后形成的新的"孔子改制说",强调了孔子立制的根本性法规范地位。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其为实现"君民共主"主张,于1895年提出的"议郎制"改革设想受挫。面对挫折,康有为继续坚持其"议郎制"的立论基础——"孔子改制"思想,又复受近代宪法理念激发,最终融铸传统"宪法"思想和"孔子改制"思想形成"孔子制宪说",以强化孔子的政治权威地位,突出孔子立法对君主的规范作用。"孔子制宪说"建立起了"君民共主制"与"君主立宪制"间的逻辑联系。"君主立宪"思想经康有为提出后在清末广为传播,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     

“三个代表”思想的落实与权力价值的实现

历史的前行,从来都不可缺少思想的力量。“三个代表”思想现在已经作为一种力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三个代表”思想所蕴涵的巨大理论价值转化为巨大的实践价值要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创造性的工作。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过程,也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运用的过程,因此,“三个代表”思想与权力价值的实现有着客观的内在联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理论上弄清楚“三个代表”思想的落实与手中权力价值实现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一、“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同时,对党的各级领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