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操纵·翻译的暴力

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翻译可以给我们更开阔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文本的转化,还体现着文化的操纵和翻译的暴力。从译者的文化身份、翻译对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译的流向,以及翻译的策略四个方面来探讨,发现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但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文化交流中,最佳的状态是交流各方达到“共赢状态”,译者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转换语言,而且肩负着跨文化传通的任务。     

论不同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及翻译策略之操纵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两个维度来辩证地阐释了在译者所处社会背景下,社会和个人两种意识形态是如何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如何将其操纵结果反映在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的。从两个层面的分析中得出,三者关系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浅析意识形态对鲁迅翻译策略的影响

鲁迅早、后期的翻译实践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即由早期的意译转变为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这种翻译策略的转变一定有其原因和目的,从历史的角度对其翻译策略改变过程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对翻译思想改变所起到的制约和操纵作用。     

论新闻翻译中意识形态的操纵——从叙事话语的角度

意识形态不仅仅体现在译者翻译的目的之中,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新闻翻译叙事话语的事实建构。通过引入聚焦转移和语言变异的"重写策略",进一步再现了译者在意识形态操纵下对译文话语的意义掌控。     

纵观翻译历史,看意识形态之影响渗透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古代的佛经翻译一直到当今的诗歌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本文通过对不同时代杰出译者进行详细分析,以窥探意识形态在不同时代中其不同渗透效果为目的,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在中国漫长的典籍翻译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

根据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了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纵,在分析了其优势后也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有其相对性,翻译研究还要注意对翻译本体的把握。     

意识形态观照下的唐朝佛经汉译

围绕权力和翻译的关系探究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并试图证实这一论点:唐朝的佛经汉译表明翻译活动,特别是宗教文本的翻译,在翻译政策、译者和翻译策略方面受制于意识形态.通过揭示翻译文本生成中的操纵机制和政治动因,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特别是宗教文本翻译的本质.翻译不是纯粹的语言交际活动.而是权力控制下源语和译语的对话.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之二)

探讨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了文学翻译的动机、选材和策略等方面,而文学翻译实践又反过来会对社会意识形态起到生产、强化或改革等作用.     

明末清初翻译高潮成因分析

本文以明末清初为历史背景,通过对这一时期翻译高潮的成因分析,得出了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贯穿整个翻译活动始终的结论。意识形态不仅影响译者的翻译动机、译本的选择,而且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     

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佛经翻译是贯穿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一条主线。从佛经翻译的杰出人物入手,探讨佛经翻译在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无形力量

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原著与译作的对比,将翻译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然而翻译研究决不能忽视语言外的因素。本文对意识形态与翻译量、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策略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了描写与分析,以期说明意识形态以无形的力量对翻译所起的操控作用。正因为受到这种操控,译者才会选择有意误译、节译、改译等一些非常规的翻译策略。     

从严复译《社会通铨》看翻译的政治性

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翻译活动通常都是在一定的客观政治环境中进行.翻译主体的行为受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影响必然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以严译<社会通铨>为个案,具体分析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的政治性及译著对目的语社会的政治影响.     

韦努蒂阻抗式翻译策略的女性主义操纵

劳伦斯.韦努蒂的阻抗式翻译策略,要求译者审视其特定的目标语言文化,动态地选择相应的边缘性源语文本和翻译手法。其目的在于重建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典律,改变目标语言文化中的文化价值等级体系。基于韦努蒂阻抗式翻译策略的评价,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干预的视角,探讨应用该策略操纵翻译过程,以服务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抵制父权价值的现实可行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翻译主体的概念选择为例

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翻译活动总会带有赖以发生的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翻译传播过程中必然受到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必然影射到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的效果。文章拟从不同阶段的翻译主体入手,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译者及其对核心概念的翻译来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互相渗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既是意识形态的翻译,也彰显了翻译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透视翻译与思想文化传播的关系。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晚清到五四

翻译研究派学者勒弗威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译者在翻译时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对原作进行改造,以符合译入语的社会需要。以此为理论视角,研究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状况,分析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诗学对儿童文学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语言表达的影响。两个不同的时代造就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不同面貌,不同的儿童观和文学范式给儿童文学翻译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样的儿童文学翻译也为当时的社会进步或文学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说明儿童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功利性的行为,似乎总是并且应该保持着动态的特点。     

从杨缤译《傲慢与偏见》看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各种意识形态纷繁芜杂的时期,各种思潮的碰撞给翻译文学带来了生机,杨缤女士在这样的环境下翻译了<傲慢与偏见>.她的译本是该作的首个中译本.鉴于尚未发现对此译本的研究,拟通过对该译本的分析,从选材、翻译策略的角度证实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

翻译研究文化派认为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起着一定的操控作用。基于勒菲弗尔操纵论中意识形态的相关学说,本文尝试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探讨其文本翻译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译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证实翻译不是纯粹的文字转换,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着翻译活动。     

翻译目的论对中国佛经翻译的操纵

二十世纪7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弗密尔提出了翻译目的论,将翻译研究聚焦于翻译目的的选择上,认为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的方法和策略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从中国佛经翻译入手,探讨目的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意识形态与翻译原本的选择

翻译原本的选择主要受一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需求以及译者的价值取向。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四次：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及五四运动以来的翻译活动。每一次翻译活动中翻译原本的选择都和那一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化视野下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辨析

在我国古代持续十一个世纪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关于经文的"文质之争"从未停止过。借助翻译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来看,"文质之争"不仅仅是翻译方法或译文风格上的分歧,而是反映了在译入语文化的操纵下,译者如何对"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