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儒学与自然科学

<正>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与此相适应,儒学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主要表现是:作为封建社会前期的统治思想,儒学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受到比较集中的批判,儒学在斗争中与道、佛合流,特别是援佛入儒的尝试,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宋明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隋唐儒学的这种演变与自然科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此作些研究,是有科学文化价值的。     

论儒学与汉代父子关系

<正> 汉代崇尚儒术,儒学思想深入人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儒学重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际关系和谐化。儒学对汉代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中父子关系影响如何?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一) 在汉代,家庭既是庞大国家、社会的基本细胞,又是社会、人际各种纵横关系的核心网络。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关系的谐调,而治理家庭又是以伦理道德教     

儒学与汉代生态环境保护

汉代崇尚儒学，以经治国，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强调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对汉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汉代统治者十分注重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培植，产生了一系列的积极效应。     

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

社会风气是文化面貌的重要表征之一。两汉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急”到“谨厚”、由狂放到保守的变化过程。汉代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受经济条件、政治演变、文化背景等重要因素的规定和影响,它们皆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的普及,统治观念的转变,是导致汉代社会风气发生变迁的最主要因素。     

河间献王与汉代儒学

河间王姓刘名德,字君道(其字诸书未见记载,此据《金楼子·说蕃》),谥为河间献王,为孝景帝之子。他的生平事迹,最早见于《史记·五宗世家》,甚为简略。《汉书·景十三王传》叙述较详,其文日:“河间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是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本(本字原无,据《金楼子·说蕃》补之,以足文意),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汉武帝西京变局与汉代儒学演构

在从封建向郡县转型的过程中,汉西京政局也为之一变.汉武帝广开人才仕进之路,内重郎官侍从之学,外立<五经>博士,以内驭外,建立汉家新王官体系.这一体系在既定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主导下不断的统合、扩张,推动着汉代儒学的不断演构和发展.     

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在汉代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自秦帝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古代社会世卿世禄的贵族官僚体制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随之登场的是在秦帝国建立过程中建立功勋的军功集团。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灭秦后建立的西汉帝国前期。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

先秦时期,儒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英文化”。到汉代,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学突破原有形态,转化为涵盖广泛的“大众文化”。本文用“社会化”来概括汉代儒学的这种变迁。所谓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这一文化进程不仅对儒学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以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与国家政治的结合注意较多,相对忽视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浸润.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论汉代儒学的官学地位

汉代官学是儒学同政治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官方完全把持了儒学,皇帝成了经学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儒学则垄断了政治,它构成了国家政治活动的根本原则和具体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政治的结合没有哪个时期能够象汉代那样紧密和直接,甚至于无法分辨哪些是学术问题,哪些是政治问题。为此,儒学不得不牺牲了某些终极性的价值目标以迎合现实政治,现实政治也在儒学的改造和规范下形成了新的格局和气象。这种结合对此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儒学官学化的动力及其影响

两汉儒学官学化的条件是秦朝的灭亡形成的对暴力作用有限性的历史性认识 ,以及儒学不断吸取其他学派的知识 ,应时演变的结果。儒学官学化的动力是君主专制和儒家的学派利益决定的 ,儒学官学化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试论诗教的汉代儒学特质

诗教被汉儒视为最新最畅的审美规范,是先秦政教文学观念承变的结果,更与汉之时代、文化思潮息息相关,极具汉代的儒学特色.本文试剖析诗教与汉之社会结构的关系,展示汉之诗学主体的表现形式,以阐明诗教的本质精神,并进一步论述了诗教的理论特征,以示其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中的地位.     

汉代儒学在河西地区传播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使儒学成为汉王朝的正统思想。汉代河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统治者在经营河西地区的过程中,儒学在该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逐渐成为河西地区的官方意识形态。     

论汉代儒学中的《大学》本义

汉代宇宙论的丰富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而上基础,“天人感应”思想也构成了汉代儒学的鲜明特色。以《大学》这一典型文本为例,从“天人感应”这一特色思维模式阐释来看,其意义基本可以自足,并不存在后世所认为的缺简错简等问题。“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天人感应”这个主题。在工夫论中,“格物致知”讨论的是“天人之际”即“天人感应”的边界,实现过程中需要有天的参与。诚意、正心、修身等均为人力所及之范围。《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儒者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解读。     

儒学话语策略的调整与汉代经典解释学的形成

儒学话语建构具有强烈的策略性特征。从孔孟"以道自尊"的锋芒,到荀子缓和"道""势"、依经立义的言说,再到汉代经典解释学的形成,都是儒学话语策略调整的结果。话语策略调整伴随着儒者与君权之间的力量消长,联系着儒学的基本形态与品格,并在诗学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汉代儒学对“仁”的理解及其贡献

汉儒的仁说思想,以仁者爱人为出发点,而更重视仁的政治实践意义;强调仁是对他人的爱,突出了他者的重要性;以恻隐不忍论仁,确认仁的内在情感是恻隐,而不仅仅把仁作为德行;汉儒已经在仁的观念下肯定、容纳了兼爱、泛爱、博爱作为仁的表达,以仁包容了所有中国文化内的爱的表达,使得仁爱包容了以往各家所提出的普世之爱;最后,与汉儒的宇宙论相联系,仁被视作天或天心、天意,仁被作为气的一种形态,使得仁深深介入到儒家的宇宙论建构,已经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汉代儒学仁说的这些内容,在后来的仁学发展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成熟的仁体论的重要基础。     

《新语》——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我们习惯于把儒学制度化理论归功于董仲舒,而往往忽视陆贾的作用.陆贾在其<新语>中对儒学与王权结盟的方式--儒学制度化,儒学制度化的三种具体形式--儒学法律化、儒学礼仪化、儒学习俗化,儒学如何制度化--改造儒学、寻求王权支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董仲舒正是沿着陆贾的路子使得儒学制度化,故陆贾其书<新语>实则是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从中国古代思想变迁看汉代新儒学的渊源

从中国古代思想变迁看汉代新儒学的渊源张荣明关于汉代新儒家思想的来源，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为：“汉武以后学术思想统于一尊，儒家成为了百家的总汇，而荀子实开其先河”（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另一为：汉初思想家贾谊的学说乃承袭《吕氏春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