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地区政策执行主体优化研究

政策执行主体是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的政策执行存在多种弊端,这些弊端将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阻碍,此现象在西部的多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在西部多民族地区,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态度、行为习惯和利益需求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政策的有效执行造成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政策执行主体进行必要的优化。     

利益博弈与民营经济政策执行困境——基于江苏省1087家企业的实证分析

各级政府围绕民营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是基于江苏省1087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放宽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财税扶持、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水平等方面普遍存在民营经济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是造成民营经济政策执行困境的真正原因。为平衡各方利益,提高政策执行力,应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强化政策的可执行性;改进政府管理服务平台,提高政策制定主体与执行主体的运行效率,加强利益整合实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均衡;加强民营经济投诉中心力量,完善民营企业多元利益表达机制;加强政策执行情况专项督查,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政策失灵的政府执行主体原因剖析

文章尝试从政府执行主体即人的角度来探析政策失灵的原因。政府执行主体是影响政策执行的最重要的要素。政府执行主体的利益倾向、价值观、认知水平、执行态度、能力水平等诸多方面的不足,是妨碍政策的顺利有效执行,导致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     

政策失败的执行主体因素考量

导致政策失败的因素很多,其中政策执行主体的偏差性行为是极为关键的因素之一。诱发政策执行主体偏差性行为的根源主要在于认知缺陷、利益冲突、伦理失范、沟通不畅。因此,必须从提升执行主体的政策认知能力、健全政策执行的监控制度、规范执行主体的利益平衡关系、完善政策执行的沟通与协调机制等方面来防治政策执行主体偏差性行为的发生,进而有效降解政策的失败。     

中国组织网络政策权力配置与政策关系特点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心圆式的组织网络及其政策权力配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党政关系规范化的情况下，政权组织成为国家政策制定、出台的核心，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则逐渐成为国家政策规范的对象。而不再是国家政策实施执行的基本执行主体。这种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使得各个组织成为较独立的利益主体，在组织网络的政策关系中主要表现为围绕政策进行的博弈。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因何遭遇阻滞——以宁夏银川市社区减负增效改革实践为例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是我国基层社会构建“多元共治”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但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实际效果偏离了预期目标，不仅不利于解决社区行政负担过重的问题，也难以真正做到“还权、赋能、归位”于社区。研究发现，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遭遇阻滞的主要原因在于社区可支配资源匮乏、各执行主体间权力不对等、执行者交叉利益考量失衡、政府层级领导力的程度不均等。为进一步推动社区减负增效政策的良性落地，亟须全方位整合社区可支配资源，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优化社区赋权增能，完善执行者利益表达机制，廓清街道和社区职能定位。     

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主体因素分析

消除公共政策执行偏差,提高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程度,是公共政策执行学者致力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角度思考,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源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理性逐利"的结果。消除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产生之政策执行主体因素,应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培育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公共"精神;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正面的利益激励,增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诱因;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活动的监督和控制,防止公共政策执行变形和走样等。     

从民事诉讼的系统开放性看民事“执行难”

民事“执行难”,是困扰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得一个突出问题,曾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密切关注和火热的讨论。对民事“执行难”之产生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深。但是现今民事“执行难”却仍然为司法系统之痼疾,成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民事执行机构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成为胜诉一方当事人惴惴不安的心头之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来反思一下民事“执行难”现象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其对策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够牢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不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必须选择克服这些障碍的合适路径：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三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强化“三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等。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梗阻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D市为例

在农民工随迁子女较多的市,其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出现了梗阻现象.归根结底,症结在于政策要求与地方利益相冲突,地方政府的执行动力阙如.要激发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必须建立政策执行的激励机制与健全政策执行的考核机制.     

利益主体理论在旅游意外保险领域中的应用与思考

“风险无处不在”,加强对旅游意外保险的重视成为必然,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是其执行的基础和保障。本文作者尝试从利益主体理论角度出发,结合旅游意外保险的实践状况,构筑了旅游意外保险的利益主体谱系图,将其分为中心利益主体和外围利益主体,据此探讨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了加强各利益主体良性互动的对策。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修正型框架:基于多元协调的视角

已有的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强调理性和规范性,遵循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对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复杂状况解释略有不足。将政策执行中的执行主体多元协调活动补充到已有研究思路中,构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修正型框架,可以有效解释因为执行过程中的协调不确定性带来的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相应地,推进执行主体的多方对话的常态化,构建基于"协同治理"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强化信息收集和监督的前提下,适当给予执行主体自主权会有效改进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协调效果,提高政策执行质量。     

政策“擦边球”现象的界限分析

在执行政策过程中 ,“擦边球”现象频出 ,本文对政策的“边”——界限进行理论说明 ,进而剖析“擦边球”的原因 ,提出对“擦边球”现象采取的对策     

对民事诉讼执行程序的思考和建议

“执行难”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问题。赖债、躲债现象甚多,致使“判决”执行不下去,究其原因是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实践中不好操作,法院执行部门渠道不畅通,执行力度不够。本文针对“执行程序”中的漏洞,提出改进意见。     

执行主体对区域经济规划执行的阻滞性分析

经济规划执行过程中经常发生规划执行的阻滞现象,影响规划执行。区域经济规划执行阻滞的表现形式为曲解执行、机械执行、扩大执行。执行主体对规划执行阻滞的因素有:执行主体的认知影响规划执行效果,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影响规划执行,执行主体的利益需求影响规划执行,政治社会化机制影响规划执行,权利配置的合理性影响规划执行。提高规划执行主体执行力的对策是:加强政治社会化,提高规划执行主体的素质;构建良性的激励机制;建立有效的规划执行机制。     

公共政策失灵及其矫正对策

公共政策作为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产品,其本质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存在失灵现象。矫正公共政策失灵可从如下方面着手：优化政策决策机制;构建信息沟通机制;创新政策执行机制;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加强执行监督机制。     

政策包装：压力情境下街头官僚的策略选择——基于H市街头执法的案例分析

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方式取决于外部环境。在基层行政中,压力情境下的街头官僚行动展现出一种“政策包装”的新策略。对于这种策略的特征、生成和治理,需要进行深入探究。我国东北地区H市城管部门的街头执法案例可以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包装”的过程性描述和系统性解释。不同于政策变通执行,政策包装是指街头官僚通过表面调整政策目标和话语来提升政策执行的合法性。这一现象往往源于基层政策执行的“主动加码”和街头官僚在“公共遭遇”中降低政策执行阻力的考虑。压力情景中的“政策包装”具有短期性特征,反映出行政责任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政策包装策略不利于提升基层政策执行的效能,根本上源自于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责任陷阱”问题,基层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需从合理的组织激励、循证决策以及构建参与式治理展开。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需要从“问题回应”型转向“家庭整合”型

当前我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在政策启动、内容制定、政策执行主体选配等方面均以解决留守儿童相关问题为指向,属于一种“问题回应”型政策。该政策类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留守儿童的相关问题,但是其所提供的“运动型”干预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日常性”需求、公共性服务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个体化需要、“能力型”培养和“公德性”教育难以满足留守儿童“儿童化”“私德性”成长需求。从真正满足留守儿童需求,并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出发,以国家福利资源为保障,以家庭成员或类家庭成员为政策执行主体,以促进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修复的“家庭整合”型政策安排是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的理性选择。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发展缓慢不仅表现为相关政策、法规出台缓慢,制度建设滞后,还表现为现有相关政策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其原因在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边缘性不利于其表达利益诉求,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迅速、合理地制定;现有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缺乏合理性和协调性而不利于政策有效执行;政策执行主体、政策目标群体的相关行为也影响政策的合理制定和有效执行。     

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合作治理研究——以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为个案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它们无法按照单一秩序的要求行事.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了"单中心"政策执行模式的社会成本,考虑到公民的政策需求并不是固定和一致的,因此,依靠单个政策执行主体的努力无法改善政策执行的效果.合作治理的行动机制是通过达成共识建立互信,在"正和博弈"中求得共赢.出于减少社会成本的考虑,我们需要开展合作治理,唤醒和维持这些行动主体的合作意识,促使它们围绕社会政策的执行自我组织起来,通过积极参与降低社会成本.所以,通过赋予它们自主权和参与权有助于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以更低的社会成本改善这项社会政策的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