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诗论

1931年前后,正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的朱光潜,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之后,他就着手对于平素用功最多的一种艺术——诗——进行理论的探讨。不久,就写成了《诗论》纲要。1933年回国后,曾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开授《诗论》课程。后来将讲稿多次修改,于1943年出版了专著《诗论》。作为著名学者、美学家,朱光潜以他有关古今中外诗歌的丰富知识,在《诗论》中分析了诗的起源、诗的境界,诗与散文、音乐、美术的区别与联系,并对我国旧体诗的节奏、声韵等问题作了详尽的探讨。朱光潜也关注新诗,从三十年代起,先后发表了多篇新诗理论批评文章。朱光潜留给我们的诗学遗产,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一种“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诗论——论袁可嘉的诗论

袁可嘉的诗论即关于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要包括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戏剧主义论等内容。总的来看,它深受西方诗潮的影响,并几乎论及了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堪称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一种总结;同时也论及中国现实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一些核心理论问题,并直接针对着中国现代诗坛的"现实",堪称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诗论。     

不同指向的艺术起源论：朱光潜与格罗塞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融贯了中西美学两大传统,《诗论》1是这一特点的集中代表:朱光潜借助西方美学不断克服和突破中国传统诗论的"零乱琐碎",并使其体系化和系统化。格罗塞及其代表作《艺术的起源》对朱光潜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朱光潜《诗论》与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的相关研究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以此为契机,从内容书写、观点承续以及篇章结构等方面对《艺术的起源》与《诗论》进行详细解读,从而揭示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对朱光潜《诗论》的深刻影响;同时,朱光潜接受格罗塞美学思想并不是亦步亦趋的,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艺术起源论:艺术不受生产方式决定,而是基于心理学的根源;文艺表现个体性价值。     

新旧诗之争中的废名诗学

现代作家废名的诗论,是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有关新诗的重要思想之一。废名认为,新诗与旧诗的区分,不在语言上是否使用白话;旧诗过分依赖其调子,就形式而言是诗的,而其内容则是散文的;而新诗在内容上必须是诗的,其形式则是散文的,即没有公共和固定的格式。废名的目的不是否定旧诗在古代的价值,而是意在证明旧诗在现代已经失去了其作为诗的价值。废名将新诗作为旧诗的"复兴"来看待。废名诗论的价值,在于其对新诗的"质"的创造性定义上,这在有关新文学的文学思想上都具有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唐湜诗论：“九叶”派诗学理论基石

唐湜的诗论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诗歌批评理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贡献。他的诗论力求解决中国新诗理论发展中始终存在的矛盾,力求平衡,以实现新诗发展的多向"合流":唐湜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也追求完美的个性诗艺表现;他主张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无痕融合,真正实现在新诗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失传统诗学的精华,也能适时吸纳西方现代诗学的最新成果。     

鲁迅诗论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上,鲁迅是最早的探索者。他在青年时代就想从异域窃得火来,为寂寞的中华诗界点起烈焰,为民族的富强作出贡献。直至晚年,他都不断地把外国的艺术营养输送给初生的中国新诗。对新诗的发展,他关怀备至,发表过许多警辟的意见。鲁迅的诗论是应当深入研究的,因为这是整个鲁迅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诗歌创作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新诗能向古诗学什么

新诗与传统的关系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原因在于它涉及新诗发展的方向.不管怎么说,传统是不能割断的.新诗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其合理性,但新诗由于对西方诗的盲目崇拜,又走上了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道路.新诗的西方特征表明新诗存在对于中国传统的学习空间,而新诗能向古诗学习的地方正是中国古诗与西方诗相比独特的地方.一方面,中国古诗由于"兴"的神奇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象语言系统;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又使中国诗对自然采取平视的态度.这都是新诗首先应该向古诗学习的地方.     

翻译对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作用——以卞之琳为中心的研究

卞之琳认为新文学(包括"新诗")在产生的过程中,外来影响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西方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主要通过翻译来实现。在"格律体"、"半格律体"和"自由体"三种翻译方式中,卞之琳最为看重"格律体"。他提倡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写作和翻译实践中实行自己的理论。卞之琳对外国诗的翻译和研究,经由他自己的写作和理论,促进了中国新诗在格律化方面的探索。通过卞之琳这一个案研究表明,尽管新诗的发生和发展确实受到了外国诗的影响,但新诗也仍然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文化现实的产物。     

"纯诗"说·"象征"说·"契合"说--梁宗岱的诗论

如果说穆木天、王独清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较为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象征主义诗论,戴望舒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发展了象征主义的诗论,那么梁宗岱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则主要在于建构了由"纯诗"说、"象征"说和"契合"说构成的象征主义诗论体系,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论成熟的标志.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许筠对唐宋明及朝鲜诗歌的批评

朝鲜王朝是朝鲜历史上诗歌理论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的许筠诗歌批评涉及到了唐、宋、明诗以及朝鲜历代诗歌。他以唐诗性情本质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崇尚唐诗,轻视宋诗,肯定明诗。在对朝鲜历代诗歌的批评上,体现了他的民主、民族意识。     

再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以聂绀弩的旧体诗为例

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基本属于古典美范畴,即使像杰出的旧体诗人聂绀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明显缺陷:长于传达理性深度而拙于表现现代人的丰富内心世界;有诙谐之趣却模糊了悲剧性底色;有古典语言美却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造成其局限的原因之一是,旧体诗必须遵守以语音规则为核心的外在律,因而不能不拒斥以诗情的抑扬变化为基础的内在律。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在生命的限制中对自由的张望--穆旦诗歌《春》导读及相关问题

穆旦是一位晚出而重要的现代诗人。穆旦的晚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一是在中国现代新诗的代际序列中,出场较晚;二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较晚;穆旦的写作具有独断的性质,诗歌展开的前景更符合新诗发展的艺术逻辑。但穆旦对后来者的创作缺乏深刻的介入性影响,“诗歌艺术精神”似乎具有某种孤立的性质,在后来者的写作中,很难找到比较清晰的对应和传承线索。《春》,或许可以从一个视角带动对穆旦诗歌相关问题的探讨。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下)

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新诗取得了赫赫业绩,但也一定程度地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韵律".这些成就,使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沈德潜在“诗教”原则下对唐诗的历史定位

沈德潜一生于唐诗用力甚多,唐诗在其诗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沈德潜重视诗歌史的梳理,也特别注重各时代诗歌所具有的"诗教"之用。唐诗是他对诗歌史进行溯源辨流的起点,也是其考察诗道兴衰的关结点。通过对诗歌史源流正变的清理,沈德潜将唐诗在诗歌自然流变史中的地位和其在诗道兴衰史中的地位结合在了一起进行考察。在诗歌的自然流变中,唐诗虽然处于诗歌发展之流,但又是诗歌之盛;在"诗教"传统中,它又传承了诗教之正。因此,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唐诗获得了崇高的诗史定位。     

论严羽“以禅喻诗”的审美寓意

严羽《沧浪诗话》出现后,几百年来对此书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止,可谓毁誉参半。不仅有对此书观点的不同意见,连他使用的"以禅喻诗"的方法也遭人批判。严羽之所以"以禅喻诗"来说明他的诗学理论,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诗学风气有很大关系。"以禅喻诗"只是他采用的一种方法与手段,目的是为了说明诗歌的主旨即是"吟咏情性",这重新开创了中国诗学理论的审美本质。     

论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

诗剧在西方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体形式,但在中国却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境地。学界对左翼诗剧的关注更可谓寂寥至极。左翼诗剧是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之一,其体裁范式更是别具一格。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是极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又是造成左翼诗剧生存窘态的根源所在。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包括"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剧化"、"散文诗的戏剧化"三种形式。通过剖析和阐释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继而提炼、概括左翼诗剧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特质,从而一窥左翼文学的艺术风貌。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比较论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两个最重要的诗歌现象;精英意识感召下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是朦胧诗的主要价值取向,第三代诗则以鲜明的世俗关怀指向坚持平民立场与平民叙写;朦胧诗常常将个人化的“小”我附着在具有着政治、历史、文化内容,象征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大”我之中,而第三代诗则重在表现个体人的生命体验;朦胧诗通过各种修辞手段,构建了充满隐喻、象征意义的意象世界,第三代诗则将口语的运用推向了极致;朦胧诗奠定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的基调,第三代诗则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