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

王国维虽然未能形成自己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他为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都曾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果,记录了现代中国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的历史,也确立了王国维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

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早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谢著问世以后,人们积累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逐步建构起具备现代学术性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折中,谢著《中国哲学史》,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形成不无贡献;其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既不宜抹杀,也无可替代。     

对哲学史与哲学的现象学先行追问——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的构境论解读

海德格尔从现象学的解构立场出发,对传统的哲学史和哲学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史研究并不是追逐哲学家思想和文献的什么绝对的虚假客观性,而是与之发生一种复杂的解释学意义上的争执.哲学不应该是某种理论传递中现成知识点的说明,它缘起于对原有思想追问中的先行确立,由此生成哲学之思的前提条件.哲学不是知识传递,而是追问之思.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之异同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论、至善与幸福思想、知识就是美德和灵魂的组成说等不同伦理思想,体现了不怕牺牲一切坚持真理的精神,在西方伦理学思想史上,留下了人们永远赞叹的佳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洞察力,勇于探索和敢于冲破传统的思想与品德,伦理学思想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思想财富,他们的伦理思想在古希腊及整个西方伦理思想发展史上都有着巨大的贡献,占有重要的地位。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比较研究

“摹仿”一词大概起源于远古希腊时期宗教祭祀、典礼的秘仪活动。公元前五世纪,这一术语的应用范围从祭典领域转移到了哲学和技艺领域。“摹仿说”两大奠基人——古今的哲学巨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其在认识论中和叙述字中都拥有相同和不同的解读。柏拉图认为诗人画家的摹仿只触及灵魂中的低下部分,与理念世界的真实存在相去甚远,无补于城邦治理和公民道德,败坏社会风气。而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迥异于柏拉图。在他看来现实事物包括人的活动,就是真实存在,诗摹仿人的活动,也就是在创造艺术真实。摹仿不只是映现外在形象更是人的一种求知活动,以形象方式获求真理,形成关于人自身的创新知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是对柏拉图摹仿说的一种扬弃。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省思与哲学史的重构

《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一书尝试性地阐发和运用了一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拓展和泛化为一种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而对罗格.斯克劳顿所阐发的"哲学史"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讨论,对冯友兰所实际运用和阐述的"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呈现和辨析,也有助于推进对"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理解和论述。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谁在抬高诗? 谁在贬低诗?

从表面上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诗的态度决然不同,前者驱逐诗人贬低诗的价值,而后者则为诗的存在辩护抬高诗的价值.但实际上,二者的不同又有内在的同一,即二者的诗学都是理性主义诗学,在感性与理性对立,哲学与诗二元对立上,他们都坚持理性与哲学为中心,从而贬低诗与感性.他们真正的差异在于柏拉图在另外一种意义无限抬高了诗的地位,而亚里士多德依据理性主义原则贬低了诗的地位.本文认为,这两种对诗的态度都是对诗本身价值的遮蔽.     

从历史与哲学的分合反思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哲学史是哲学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故哲学与历史的分合是人们反思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应将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使两者相得益彰,任何将两者对立或割裂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晚年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探析

晚年梁启超曾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此领域,他不仅写出一系列名篇佳作,而且对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也颇多创见。其哲学史方法论之特征约有四端: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其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析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教育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教育思想是其美学思想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部分,但历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亚里士多德视音乐为陶冶性格和情操之必须,认为它的快感可以共鸣于灵魂的性格,而音乐的和谐不仅直达灵魂的和谐,并且最终通过数的原则,反映了宇宙的和谐。一定程度上,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教育思想可以显示何以音乐在古代艺术中久居至尊地位。     

生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历史和未来

中国哲学在先秦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生命哲学传统。现代西方生命哲学推动了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生命哲学精神的自觉。对中西生命哲学特质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哲学的独特成就在于突出了对生命之中和状态的追求,强调德性修养的努力,注重运用类比和象征手法进行即时点拨。但中国哲学在思辨性、系统性以及个性创造力等方面的相对不足使其发展受到了限制。通过反省和自我更新,相信中国生命哲学的传统一定会在未来中国哲学建设特别是价值体系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     

自我意识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发展历程

西方哲学大体上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伴随两次转向,我们可以看到自我范畴在西方哲学探索中萌芽、发展、确立这样一个过程。近代以二元论为前提的传统自我随着主体性的提升,日益暴露出理论局限性并陷入“自我中心的困境”。随着哲学范式的语言学转向或交互主体转向,许多哲学家分别从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出发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不同的思考。     

华岗关于文史哲大综合的思想

华岗是著名的人文学者,其关于文史哲大综合的思想,揭示了文、史、哲三大学科的内在逻辑联系,弘扬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并予以创新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哲学审视

“市民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及“世界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三个重要理论维度,分别构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本体论基础、历史价值论基础和历史方法论基础;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准确地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的变迁

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诠释模式经历了可姑称之为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的三次变迁。审视这三次变迁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在现代境遇下发生了观念的断裂,但这也是新的理论生长的开始;这种变迁由于是外缘性的理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内在理论演进的过程,因而有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的产生,但在这里合理性高于和重于合法性。     

利科语言哲学观特征论析

利科的语言哲学观可以从三个方面的特征来描述.首先,利科的语言哲学观和利科的行动哲学现有极为密切的理论联系,因此,我们需要在行动和语言的关系中把握利科的语言观;其次,利科的语言哲学观具有一种鲜明的层次性,即作为语言自身形式特征的符号层,作为行动的例示和刻画模型的话语和文本层,以及作为对行动的模仿的叙述层;最后,利科的语言哲学观分别吸收了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一些观点,具有一种典型的中介性.     

意志论: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意志问题既是永恒的人性问题,也是永恒的哲学问题.从当代哲学的语境看,近代知识论意志论及现代唯意志论、现象学意志论等虽都不无意义,但对人的意志的理解最终都带有"抽象性".马克思创立的实践意志论实现了对旧意志论的合理超越,它是当代意志论不可超越的视界.重建意志论,特别是系统阐发并推进实践意志论,既是当代意志哲学研究的合理思路,也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信息哲学与信息时代的哲学——从两个“信息哲学”范式说起

邬焜和弗洛里迪两个"信息哲学"范式在评价信息科学,主张信息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超越,提出信息哲学是元哲学或第一哲学,强调信息哲学在建设和谐、美好世界中的作用等方面具有相容性;但在哲学基本立场、对信息本质的把握、对信息世界的刻画以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等方面,它们之间又存在着较大差异.通过比较可知,信息哲学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是对以往哲学单一实体性思维方式的变革;在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信息哲学作为信息时代的哲学形态,具有多样性.     

思想史叙事中的范式性遮蔽——智者学派何以在政治哲学史中消失

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在学术界被很多人看成是古希腊自然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标志。这种看法虽然也有一定的依据,但在今天人们对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反思中,它却多少是坚持理性主义认知范式的结果。除去这种范式所带有的特定遮蔽,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政治哲学发展史的另一幅画面:智者学派具有自己特点鲜明的政治哲学思想,它全面参与了政治哲学转向的过程。当今时代变革催生的"认知范式"转换正颠覆着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史的解释框架。     

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哲学品格及其当代性

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哲学品格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深层根据。马克思以“实践思维”克服了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核心的“本体思维” ,超越了由于“本体思维”所导致的现实的人的存在之失落 ,使人真正以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获得了现实的理解 ,并使哲学在对象、主题、内容以及研究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正是这些变化 ,奠定了现代哲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标志着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或新的时代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也因此而获得了坚实的思想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