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直接相关。而该经也是一部近数十年来备受国际道教学界关注的经典。论文详细地考察了灵宝“步虚”仪形成的背景及其宗教神学意义,讨论了这部经典的文本结构及其与其他“古灵宝经”的关系。灵宝“步虚”仪的最初形成贯穿了《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并且与“元始旧经”所确立的“灵宝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该经最尊崇的经典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作为一部“元始旧经”,其文本结构也不存在后人根据较后出世的“仙公新经”重新续写的可能。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保持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面貌。陆修静对此并未作任何改动。所有“古灵宝经”均为江南“葛氏道派”在不同时期所创作。学术界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某些个体差异之外,应该更加重视“古灵宝经”经典系列在根本教义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解构与重构

全球化语境中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不断被篡改,被戏说。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出现了解构经典的倾向,使得文学经典面临着价值失落的危机,与此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却又重新生成了新的意义,我们在走进经典的同时进而创新经典。文学经典的“经典”意义就是在解构与重构的矛盾统一中不断生成与发展的。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该文分别从国家公共治理的价值基础、治理方式、治理者的道德与责任等角度,论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结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思考了儒家“治道”思想的现代意义。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治道”资源及其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拓深的课题。     

明代复古派文章论与文道关系的新变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是明代复古派文章观的概括,此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公安派看来,复古派的病根就在于不懂“理”。复古派将文章典范放在左丘明、司马迁上,唐宋派则师法欧、曾,典范选择背后的争执是文章是否载道。公安派批评复古派“伪”体,而非阳明心学之“真”。复古派将“六经皆史”进一步发挥成“六经皆文”,对“道”与“理”的理解陷入平庸状态。复古派剥离“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而公安派将“理”置换为阳明之“心”,都是文道关系在中晚明的新变。     

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牟宗三对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的超越

将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分成“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理性所设定”以及“理性是人的理性”四个方面来理解即发现“理性无法理解自己”的矛盾。牟宗三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为化解这个矛盾而论证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的命题。新命题的提出说明了物自身的无限性及价值意味，从而为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准备了条件。     

世界乡土文学六要素论

现代意义的乡土文学理论和创作萌芽于18世纪中期法国启蒙运动,诞生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世界乡土文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乡土”、“乡巴佬”（文学形象）、“乡土变迁”、“乡土理性”、“乡土叙事”、“乡下人”（创作主体）六要素。六要素中,每一要素包括两个基本类型,分别是：自然和社会、乡下“小人物”和乡下“大人物”、 经济和观念、认知理性和范式理性、方言土语的运用和文体的创新、个人的因素和时代因素。这六要素十二类型涉及乡土文学创作的地域特征、人物形象特征、时代特征、思想特征、艺术特征、创作主体特征。乡土文学六要素是判断乡土文学基本范围的标尺。六要素的质量高下及其与民族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相结合的状况,也是判定其乡土文学成就高下的重要标尺。     

"拦截"概念场主导词的历时更替

汉语“拦截”概念场主导词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变化:西汉兴起的“遮”至南北朝时取代了先秦概念场内的主导词“遏”、“邀”;至唐五代,“拦”又与“遮”展开竞争,并在宋代和“截”一起击败“遮”,重新划分了概念场主导词的格局;元明时期,新兴的“挡”发生了突变,在概念场内与“拦”、“截”形成鼎立之势。不同历史阶段主导词的义域、句法组合等的变化反映了汉语新、旧质要素的更迭,概念场主导词的更替往往是汉语词义系统与词汇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

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可分为三大步骤:一是依据传世的五经文本并参照出土的卜辞金文,辨析并厘定关键词之原初释义;二是检阅后经典时代以汉学诂训和宋学章句为代表的经义疏证,梳理并勘订关键词之经学解诠;三是勾连从经部到集部的文献通道,识鉴关键词之经义根性在集部之诗文评中的诗性绽放。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经学视域,对于关键词理论谱系之建构和关键词诠解路径及方法之新创,均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     

西方语言中porcelain(瓷器)的跨文化语源研究

西方各国 porcelain的拼写大同小异,学界普遍认同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研究 :porcelain的 语源与汉语无关,它源于法语 porcelaine(子安贝),而后者又源于拉丁词 porcellana(子安贝),该拉丁词又 由 porcus(猪)及 pucelage(处女状态)派生。但跨文化研究表明,porcelain是汉语“波斯蓝”的对音,得名源 于中国古代制瓷所用从伊朗进口的色料。历史上,西方人先认识瓷器,后认识子安贝。因而,在西方语言 中,该词先有“瓷器”义,然后再分两个方向演变 :一从外貌、形状的角度,衍生出“子安贝”、“贝壳”、“货 币”、“牙齿”等含义 ;另一从颜色(“青花”)的角度,产生“马齿苋”等词汇。这一研究成果还证实,至少在元 代,我国制瓷用的上等色料确实来自伊朗。     

审美乌托邦:儒家制度美学思想及其内在困结

儒家制度美学是一种以审美制度建构为关注核心、以审美功利主义为基调的美学视野。孔子依据仁学重构了具有审美乌托邦性质的礼乐文明,其中文艺审美具有根源性质。孟子进而从内在人性层面与外在国家政治层面,为儒家的审美乌托邦提供论证。荀子则以礼法一体的思路,使儒家制度美学具备了从知识话语向意识形态转化的可能。儒家审美乌托邦的实质是对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改制,儒家制度美学的实质即关于这一文化改制的思想布局与话语表达,是为实现儒家向往的好政治而对审美生活所做的规划。儒家制度美学有力地建构了古代中国审美文化图景,然而儒家思想的内在症结决定了审美乌托邦只能是一个关于政治、文化与审美的理想模型。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曹元弼先生《经学文钞》礼说初识

曹元弼先生近世鸿儒,博通经传,《诗》《礼》传家,而天性纯笃,孝弟力行,经师人师,足为后世士人矜式。其经义礼教,一出悲天悯人,爱人之德,表为学说,乃至经纶人道,所谓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洵之谓也。其主持两湖书院,讲经授业,必承师法,实事求是,所编《经学文钞》十七卷,虽成书于颠沛流离之际,天下多事之秋,而精心编撰,体例完整,系统分明,无异经学总集,乃经义之学之巨薮,可谓不凡。其中论《礼》者凡三卷,总归会通,起敬起孝,礼之为教,本出天衷。此中华经学与礼教之精义,具见此钞。故虽见弃百年,苟圣人横空而出,必能再显此钞之辉煌者也。自今以后,修齐治平者,必有所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