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投资与欧洲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福利国家被广泛地论述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本文考察这一波改革的理论叙事与政策实践,检视福利国家调适的性质与影响。通过激活个体能力和自理责任以及开发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社会投资政策致力于因应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风险,适应21世纪竞争性的知识经济形态。尽管与福利紧缩时期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积极的社会投资并未能根治西方福利国家的内在结构矛盾,并不足以带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范式变化。这一导向的改革政策触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内在的不平等、社会脆弱性和社会排斥问题,也强化了市场导向、效率至上和商品化的治理原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去政治化的功能,并促进了社会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再商品化,因而毋宁是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从理论上廓清这场改革的性质,也可以为中国福利治理的路径选择提供有意义的规范性反思。     

转型期多元福利实践与整体性福利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个人福利与社会秩序关系议题突出。在经济市场化和福利社会化的处境下,国家、市场、社区和家庭均对个人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劳动市场和国家再分配对个人福利影响最为重要。转型期多元主义社会福利实践证明:现有社会福利理论模式难以解释“混合经济”体制下的福利特征,“整体性”福利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应运而生。最后,笔者讨论“整体性”福利概念框架的现实、政策与理论涵义。     

西方国家家庭补贴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家庭补贴制度作为一种儿童保护政策,日益成为西方国家儿童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补贴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经济政策改革,萌发于工薪阶层工资补贴制度,其建立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西方国家家庭补贴制度经历建立、发展和改革等阶段,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内容体系,包括普遍性家庭补贴、基于雇佣关系家庭补贴、免费和免税.西方国家家庭补贴制度的发展实践表现出鲜明的国别性,并在制度目标、体系与功能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     

西方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述评

新自由主义继承和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内核,同时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福利思想。新自由主义者以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基本出发点,对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制度模式进行批判,反对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思想渐渐在一些西方国家成为主流思想,以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为指导的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开始实施。     

欧美国家的工作福利政策及其启示

西方福利国家对贫困根源的解释,经历了从收入不足到能力不足,再到权力不足,最后到动力不足的过程;而福利国家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因动力不足而导致的福利依赖问题,成为工作福利政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倡导"工作第一"的工作福利政策,对重塑欧美国家的工作伦理观和实现自我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在实践中,部分显失公平的政策设计、高昂的政策隐性成本,以及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有限等问题亦不容忽视.对正处于改革中的我国福利制度建设来说,无论是工作福利政策的理念,还是工作福利的局限性,都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美国福利政策改革和贫困治理模式演进——基于新自由家长主义治理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家长主义的兴起,美国福利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不仅体现在福利受理案件的显著降低和从现金资助到其他服务的转变上,贫困治理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新自由家长主义治理视角切入,探讨美国福利政策改革与贫困治理模式转型的关系,分析福利改革过程中美国新的贫困治理模式形成过程,指出美国福利改革在培训福利接受者努力工作和承担个人责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但它也把大量的美国福利接受者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使他们处于贫穷状态。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与欧洲社会党"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为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新问题而提出的一套治国理念和对策。其内容主要是 :以积极的福利政策改革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 ;通过实行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之间的中间性政策 ,寻求新形势下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新平衡 ;超越传统“左”、“右”政治分野 ,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以适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政治式微的现实 ;界定新的民主国家范式 ,以求解决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困境 ;提出国际关系新准则 ,企图在全球化和后冷战时代变化了的国际背景下维持西方大国的强势地位与国际影响     

福利与权利

本文从福利与权利的历史性解析入手，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民主义的福利与权利观进行分析，并提出：福利作为个体的一种社会经济权利，一方面不能将该种权利绝对化；另一方面又不能推卸国家在福利方面的责任。因此就应该在市民社会组织比较发达的国家推行社会组织承担主要福利责任的模式，而在政社不分的社会中，则应该采用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模式。     

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四维供给主体与职责定位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范式的分析框架

随着老龄社会的迅速来临,改革养老制度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因此,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势在必行。能否探索或创新一种多元化模式,依靠社会、社区、家庭的力量,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或是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为老人提供更适合、更愿意接受的养老方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近代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及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分析范式对于构建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将福利多元主义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构建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和社区为主体的四维养老保障福利供给体系,既可以满足我国老年群体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又可以推动养老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福利解析

福利是人的幸福利益 ,福利涵义中的幸福是指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引起的精神满足或愉悦。从基本涵义上讲 ,“福利”与“幸福”是同义语 ,与“利益”亦是同义语。我们对幸福和利益基本涵义的阐释 ,也就是对福利基本涵义的阐释 ;在基本内涵和本质上 ,福利与利益及幸福具有同一性。福利的本质是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 ,认识和把握福利的本质 ,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 ,它指导和影响社会的福利制度、福利政策和福利行为。福利的主要功能包括 :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 ;结成、增强和调节社会关系 ;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     

"魁北克模式"的历史考察

魁北克模式成形于上个世纪60—80年代,其主要内容是奉行法裔民族主义经济社会政策,提升法裔地位和振兴法语文化;仿效北欧模式建设公民参与型的福利国家。在魁北克模式治理下,魁北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端。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社区福利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社区福利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性的需求。但目前我国的社区福利存在着行政化、非专业化等一系列问题,社区内缺少成熟的、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严重影响了社区居民对于福利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本文尝试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在福利服务领域引入非营利组织,并重点讨论政府的角色转变以及与这些志愿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关系。     

当代西方“福利国家”政策析评

“福利国家”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较大发展。战后“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行,源于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大众为争取各种社会权利而进行的长期不懈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和改良主义等思潮的盛行。但这一政策近年来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进行改革。尽管“福利国家”政策有其积极的社会效应,但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在自身框架内的一种改良措施,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更不可能改变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儿童福利制度在乡村的适用研究

儿童福利是社会福利的普遍性和儿童的特殊性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综合性福利。当前,我国已基本上建立了儿童福利保护法律框架,但在细节和落地实施方面仍有很多优化改良的空间。借助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契机,把目光聚焦于乡村儿童的福利保障,从多方面入手,完善儿童福利立法、健全儿童福利保护法律途径。     

农民福利主体的结构转型与福利治理可能

在我国农民福利领域,工业化、城市化所引致的社会转型不仅使农民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更使既有的福利主体经历了结构转型,进而加剧了滞后的农民福利体制的改革难度。从福利主体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在农民福利的供给上表现出显著的职能回归,但因受制于既定的功能限度,国家不可能一肩挑起农民福利的治理责任,而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福利功能亦呈现式微趋势。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全面而理性地把握农民福利的本质问题,并致力于探寻传统福利主体之外的力量组合就成为农民福利治理的重要议程。     

福利治理：理据甄选、概念界说与价值取向

合理且有效配置受经济与政治限制的福利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一直是世界各国福利治理的重大议题。福利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应对福利危机的“去福利国家”环节中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产物。在福利政策实践中,新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其内在的学理支撑。依循福利治理的生成过程和运作逻辑,表现出治理主体多元性、多元主体间关系的网络合作性以及分权化、准市场化和社会化等多重特征。秉持平等、民主和多元性发展原则,福利治理的价值取向从“个人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     

农村福利供给变迁研究——以华东地区一个村庄为例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华东一个村庄32年(1980—2011年)的福利供给体系进行微观分析,发现了村庄福利供给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和农村集体福利缺位的情况下,土地成为农民最重要的福利供给,而宗族福利功能的逐渐恢复和市场功能的渐渐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福利替代;改革深化时期,村庄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福利供给的雏形,国家强化对农村福利供给的责任,市民组织和新型集体等制度安排也提供了福利补充。因此,新时期我国农村福利供给体系的重构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的现实,在政策上引导正式福利资源和非正式福利资源有效结合,构建包括政府、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寺庙、家族和地方性力量等)、市场力量以及市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化农村福利供给体制。     

女性主义者福利取向及对福利国家的反思

保守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者对福利有不同的诠释和取向;以不同流派女性主义理论内涵及由此演绎出的两大福利议题为视角,对各流派女性主义的福利取向进行了评估;并从福利国家所造成的＂性别区隔＂、漠视市场外家务劳动的价值以及在劳动政策上将女性视为可调节劳动市场供需失衡的廉价劳动力等方面,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     

农户福利视角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比较研究

美丽乡村建设的焦点是怎样既能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又能确保农户福利增进。按照投资主体不同,美丽乡村建设可分为政府主导型、资本主导型和农户自主型三种模式,但哪一种模式更能增进农户福利,学术界对此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和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以成都市6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为研究样本研究三种模式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政府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模式,农户自主型模式更有利于农户福利改善。政府应更新观念,大力倡导农户自主型模式;以"还权赋能"为目标,推进农村产权制度与治理制度的联动改革,为农户自主实施乡村建设创造条件;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参与积极性,形成美丽乡村共建共享共治新机制。     

英国和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研究

英国与瑞典采用的都是福利型社会保障模式,但是两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无论是从建立背景、理论依据、制度理念,还是从保障项目、收支水平、收支结构和财政预算模式,英国与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两国福利国家政策实施的效果也不同:英国提供的是低水平的普享福利,贫困人口较多,社会救济支出较多;而瑞典提供的福利水平较高,儿童和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都比较高,社会贫富差距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