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8月8日至9日,第四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蓬莱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90余位,其中既有来自国内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也有来自台湾以及韩国的学者。中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者齐聚一堂,就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和对话。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0余篇。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学科的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著、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重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清华简"等新出土文学文献等方面进行研讨,产生了一些新颖的学术观点和多元的研究方法。     

中国中古文学（汉-唐）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中古文学 (汉—唐 )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 2 0 0 4年 8月 18日至 2 1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行。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当前中古文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 ,并进行了讨论与评议。内容涉及中古文学史研究 ,中古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文献文本、考证及辨伪研究等方面。会议为今后中古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广阔的文化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性。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性的语言，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中国文学的演进是不平衡的。就其演进的内部因素而言，有雅与俗的相互影响与转变，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中国文学史可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三古之内，又可细分七段。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是处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但朝代分期仍可作为另一种视角，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

中古文学史的编纂和研究虽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存在一些弱点、盲点、偏颇和歧见,诸如文学自觉问题、单线思维问题、学科限制问题,都受到了学界不同程度的质疑。随着新出文献的逐渐繁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有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有些方面甚或可以重新书写和建构。新出文献中最重要的两类文献是石刻文献（其中最大宗是墓志）和写本文献,这两类文献为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原典文献。中古时期的新出文献呈献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推动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进展。     

先秦时期的问体文学

《天问》是中国文学史中较为奇特的一篇作品,其独特之处在于用韵的连续发问的文体表现形式。但此类问题并非屈原首创,因考察先秦时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便可发现,在屈原之前,此类文体的篇章就已出现。分析并对比这些材料便可知,问体文学的特点为连续发问的形态、韵语的使用、四言为主的句式、内容上的二分结构以及宏壮与奇诡的风格。     

再论张衡与七言诗之关系

东汉时期的张衡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在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文学上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作为中古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人物,张衡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古文体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再论张衡与七言诗之关系

东汉时期的张衡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在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文学上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作为中古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人物，张衡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古文体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前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当前的出土文献研究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出土的文献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研究与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有很高的关联度。出土文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从甲骨文到秦汉文字,大量的文学作品改变着我们的已有认识。对待出土文献要坚持几个原则: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不轻易信古,也不随便疑古,而应该采取释古的态度;另外,在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进行比照的时候,不能因为没有出土文献的支撑就轻易地怀疑传世文献的真伪正误。出土文献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很多思想观念都有一个非常久远的来源。目前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具体涉及的作品需不断的扩充。关于出土文学文献的研究范围,应坚持双管齐下、齐头并进,既要有纯文学的学科分界清晰的研究,又要有打破藩篱、沟通整合、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勇于开拓的精神和融会贯通的格局和气象。     

中古吴地文学世家研究

除民间文学外 ,传世的中古吴地文学家基本上是世家大族出身。只有从文学家族研究入手 ,才能对中古文学原生态有更深入的了解 ,从而对这一段文学史有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中古吴地世家大族的兴衰与其文学成就高低密切相连。文学成就是家族文化能力的重要体现 ,只有具有较强文化能力的大族才能成为世代簪缨的士族。东汉逐步形成 ,至三国声名显赫的吴郡朱张顾陆四大家族 ,在两晋南朝这一历史时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文化包括文学能力较强的家族家势绵延不衰 ;反之则家声不振     

《当代彝文文学史》编撰考述

《当代彝文文学史》（1978—2018）是第一部以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专著,该书以文体为经,以代 表作家为纬,对当代不同时期彝文文学各文体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从《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文学观、分期及其原则和 方法、文学史观、可改进之处四个方面对该书的编撰进行考述,以探讨其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近二十年的文学史学理论探讨回顾

文章从四个方面总结近二十年来关于文学史学的理论探讨取得的丰硕成果：1.文学史观;2.文学史研究方法;3.文学史编写问题;4.文学史学建构。回顾这一阶段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学的讨论所取得的进展,将有助于我们在文学史研究和编写中更好地把握文学史观,更加有效地运用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法,并进一步明晰文学史学构建的思路。     

韦斯坦因之文学史观探赜

国际比较文学界权威学者韦斯坦因,承继了学界将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一支的观点。韦斯坦因以其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开放性和严谨性,从运动和辩证的角度解释文学史,从国际角度考察文学史,将文学史与艺术史、文化史互为参照,并灵活运用循环论证法。这一文学史观既是韦斯坦因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思维方式的体现,也是其进行比较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树运用的具体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极其巨大的阐释空间。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格调说的文体学意义

体裁、语体、风格三者是文体的基本要求。格调说具有一种文体学意义，它是一种文体学理论。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它标举“雅正”、“中正和平”的艺术风格，它倡导比兴、含蓄、均衡和谐的语体，它有着著我与学古兼取的文体生成机制。     

《周易》卦爻辞的文学性——《周易》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之二

《周易》作为中国重要的元典之一,在整个文化史上影响很大。一方面《周易》对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诸方面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其自身卦爻辞的文学性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有大量的成果存在。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周易》卦爻辞的语言、音韵特点,文体特点,文学表现手法、技巧以及《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等几方面展开的。     

勃兰兑斯文学史方法对文学史建设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一直存在着机械他律论、体例僵化、形式和流变研究贫乏、对传统治史方法不能更新等问题.勃兰兑斯的洋洋六卷本文学史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综合前人各种文学史方法,强调在大文化视野中把握文学史现象,由精神之点出发透视欧陆文化和文学整体,以能够代表一定时代政治、文化本质的典型人物或事件为核心,致力于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美学分析,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著述风格.这对当代中国文学史学建设是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文学史:现状、问题与思考

文学史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发展的某种不平衡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到21世纪初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史的繁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索,比如文学史研究如何走近历史,灵性、悟性、文学性与文学史写作及教育的关系,文学史教学与文本阅读问题,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史格局,等等,而所有的思考与探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韦斯坦因之文学史观探赜

国际比较文学界权威学者韦斯坦因,承继了学界将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一支的观点.韦斯坦因以其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开放性和严谨性,从运动和辩证的角度解释文学史,从国际角度考察文学史,将文学史与艺术史、文化史互为参照,并灵活运用循环论证法.这一文学史观既是韦斯坦因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思维方式的体现,也是其进行比较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树运用的具体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极其巨大的阐释空间.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试论出土文献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出土文献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而直接的推动作用 :1 有助于丰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容 ;2 有助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深入认识古代文学艺术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3 有助于解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聚讼已久的公案性问题 ;4 有助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校读古代文化典籍 ;5 有助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