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山水小品文中的“人趣”——以袁宏道和张岱作品为例

晚明的山水小品文,比前代的山水文学更具“人趣”.以袁宏道和张岱的作品为例,这种“人趣”,一是真情之趣:晚明文人将个性生命的认同置于传统社会规范之外,追求性灵之本真之情;二是世俗之趣:山水游记中混杂着对世俗百态的描写,写山水即是写世俗.小品文的特点和文人的山水观念,共同契合了晚明思潮影响下的审美趣味,从而造就了散文史上的辉煌.     

笔底林泉古镜照神——从山水散文比较魏晋及晚明文人对山水的观照

钟情山水是中国文人的一项重要文化品性,为了以微知著地探究这项文化品性的发萌与成长,特从魏晋和晚明的山水散文入手,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文人在对待山水的接受程度、欣赏态度、审美旨趣等多方面的差异,以及形成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研究认为,同为钟情山水,魏晋文人在山水散文中表现的是一种发现的喜悦,晚明文人则将生命沉耽山水之中;魏晋文人对山水的态度是崇敬的,晚明文人对山水的态度则是玩赏的;魏晋文人在山水审美中澄怀观道,晚明文人观赏山水时所具更多的是实用功利的现世情怀。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旅途中物质条件的不同,决定了旅人对山水自然可能产生的不同感受;第二是受玄学和心学两种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第三是两个不同时代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晚明私家鉴藏兴盛原因考——以嘉兴项氏家族为例

明代皇室收藏不力,为私家收藏提供了空间。士人雅好“玩好”促使鉴藏的兴起。明中后期,商人地位有了一定提高,他们投身鉴藏并借此标尚风雅。江南赋税严苛,使得时人不再把投资局限于田产,鉴藏本身又能致富获利,投资转向鉴藏是顺理成章的事。明代鉴藏胜于之前任何朝代,是政治文化氛围和经济物质影响的双重结果。嘉兴项氏在鉴藏上成就了一番事业,是晚明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缩影。     

晚明私家鉴藏兴盛原因考——以嘉兴项氏家族为例

明代皇室收藏不力,为私家收藏提供了空间。士人雅好玩好促使鉴藏的兴起。明中后期,商人地位有了一定提高,他们投身鉴藏并借此标尚风雅。江南赋税严苛,使得时人不再把投资局限于田产,鉴藏本身又能致富获利,投资转向鉴藏是顺理成章的事。明代鉴藏胜于之前任何朝代,是政治文化氛围和经济物质影响的双重结果。嘉兴项氏在鉴藏上成就了一番事业,是晚明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缩影。     

晚明戏曲的普遍性与地域性——以声腔剧种的流播为研讨中心

明中叶以后北曲衰微,南曲诸声腔兴起,舞台时尚与审美风尚遂随之大变。昆曲新声"水磨调"的崛起,文人传奇的雅俗嬗变,彰显出地域文化参与文士缙绅主导的普遍性的文化建构时的重要作用,也折射出文艺的地域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

晚明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作为理学异己因素的启蒙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渐渐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启蒙思潮的兴起,不但对理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颠覆,而且在张扬人性自主精神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晚明人的觉醒与魏晋时期的人文思想解放相互辉映,绘就了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     

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

晚明社会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计促迫下 ,士节的沦丧、士心的尚利与士行的污贱构成了晚明士风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晚明士人自身人格精神的消解与没落 ;另一方面也促动了其生存观念的转化并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这对晚明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出路的拓展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跨越时空的对接——汪曾祺与晚明文学

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很大。其精神内涵,即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契合;此外,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     

从“日常生活”看晚明风俗变迁——以山西洪洞县为例

晚明山西洪洞县的风俗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观察,在衣食住行的消费生活、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人际关系的交往、生命礼仪上均有体现。生活变化的特点,一是经济消费的奢靡,二是社会身份的模糊混淆。地方官借助乡约移风易俗,地方绅士与宗族积极配合,宗族乡约化,制定规范约束族人,族人的生活被礼仪化。明代社会发生着转型,洪洞日常生活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晚明的洪洞,形成了经商的传统,属于农商社会。洪洞的日常生活,还受到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晚明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

晚明社会由于学校教育的松弛和科举道路的壅滞,客观上促使了士人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变得平常而广泛。作为知识和礼仪的代言人,士人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交往中发挥组织、引导作用,从思想、文化上劝善戒恶,从经济上济贫扶弱,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建设,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士人与普通百姓交往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也昭示了晚明社会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和调适能力的疲软。     

晚明文艺思潮与丰子恺漫画创作

丰子恺的漫画创作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颇深,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又有来自于中国文化内部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就是晚明文艺思潮。晚明文艺思潮对丰子恺漫画创作的影响,表现在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上的独创、强调个性表达以及向民间文艺学习等三个方面,丰子恺在漫画领域取得的成就,正得益于这种遥远但却坚实的传统。     

晚明与晚清中国对日战争之比较——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

晚明万历年间日本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明廷以保护藩属为名出兵,先后两次打败日本军队,维护了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晚清光绪年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清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至此彻底崩溃。两次中国对日战争,其结果是一胜一负,但后者对中日朝三国的影响确是极为深远的。清王朝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鲜实质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日本却崛起为东亚新兴霸主,朝着世界级的资本主义强国迈进。     

晚明儒者管志道的学思历程探析

管志道是晚明儒者中的一位卓异人物。他一生致力于推动三教对话、注疏儒家经典,留下了体量庞大的思想著作。但在传统的学术标准下,管志道的理论贡献未能获得充分认识与公允评价。近代以降,虽渐有学者注意到其人其学,但相关研究仍相对匮乏。在七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管志道历经半生求索、几度思想转折,方才找到了精神的归宿。通过对管志道思想探索的整个过程开展分阶段、历时性考察,从而使其思想源流与学说概貌得以呈现,晚明儒学多元展开的动力与趋向也有所显明。     

人性的压抑与反压抑——晚明性灵文学思想略论

晚明性灵文学思想,产生干人性压抑与反压抑的语境.性灵不同于性情,它是在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出现的,具有去伦理、反理性、追求绝对自由的意味.晚明时期,国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在生产关系上的裂缝,导致知识分子游离国家意志,在文学领域中倡导独抒性灵,使得性灵文学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冲击力,促使明代文坛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金圣叹的心性论与晚明思想的困境——以"忠恕"说为核心

关于金圣叹的以“忠恕”说为核心的心性论,以往的研究认为其宗旨是批判假道学和提倡自然人性论,但又多少保留了儒家伦理观念。其实,“忠恕”说是至诚与至善合一的人性论,它所针对的不只是假道学,而是晚明思想中的“伪善”和“着善”的两重困境;同时,对于王畿“四无论”、李贽《童心说》等前人的救弊之方,“忠恕”说又试图纠正其偏差。“忠恕”说的理论漏洞正缘于其双重翻案的意图。     

袁宗道与晚明禅宗和净土宗

以佛教义理阐释儒学,是晚明人文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其中的重要一员,袁宗道因为生死问题接触佛教,而后潜心禅宗,以禅学诠释儒学;又和袁宏道一起大力推行净土,提倡念佛法门。袁宗道为纠正禅宗之弊和推动净土在晚明的展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