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先秦社会的最高权力起初以"神主"的面貌出现。夏商之"王"虽是社会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却受到神灵世界的束缚。周天子挟"天命"以令诸侯,王权虽然增强,但被牢笼于宗法与分封制度之下。随着宗法分封制度颓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手中的权力远胜于前,民众亦形成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民本"理念成为当时先进思想家与有识之士的共识,各国君主亦以"民本"为君权张目。专制君权在战国后期方粗具规模。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由弱而强的演变之路,即渐次摆脱神权束缚、制度牢笼和民众舆论羁绊的过程。     

道德理性:公理与情理的融通

一、道德上的公理 :公共价值而不只是公共规范　　道德是讲理的 ,它对应该做的事情必须给出强理由 ,它体现的是事理之当然。我们看到 ,道德与现实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特点密切相关 ,比如古代的民主制、专制君主制、寡头制等 ,就决定了在这些社会中伦理关系有各自不同特点。由于其伦理关系的特点不同 ,它们推行的道德价值也就不同。从社会关系来看 ,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以血缘亲情为原则的宗法制社会 ,而在古希腊时期 ,对于社会政治—伦理关系性质的定位就引起过争论 ,比如是把平民看作是一个享有政治权利的城邦中的人 ,还是只看作需要统治的一群人…     

试析孟子士入仕的政治伦理思想

孟子的政治伦理世界其实是一个士阶层在性善论的前提下构想出来的道德至上的伦理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民与君是二重伦理主体,故其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士试图调合这一矛盾而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及伦理定位,但是,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道德理想情怀在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权力框架中实在不足以自保。     

国家起源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因此,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本性来看,国家必然起源于每个人对于社会最大化的需要和使各种社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需要。这是国家的内在的、间接的和终级的起源。另一方面,从国家实际的产生状况来看,任何权力无疑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属于权力范畴,因而必定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任何两个以上的人就某种利益交换关系所达成的同意无疑都是契约。于是,最高权力或国家便必然直接产生、形成和起源于契约,起源于社会成员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所缔结的契约。但究竟起源于何种最高权力契约则是偶然的:唯有起源于民主地缔结的民主的最高权力契约,才是善的、应该的和道德的;否则便是恶的、不应该和不道德的。这是国家的直接的外在的起源。     

郡县制时代——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

秦至清的中国社会虽也曾陵谷沧桑,却与此前的周代迥然有别。秦以后的社会规范为"法",周代的社会规范为"礼"。因此探索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结构的锁钥即是周秦之变。礼是以共同意志纳上下于一体来建构国家权力,于是礼法之别即在于强制力的有无。强制力以违背意志为前提,必须有被违背的意志之外的另一意志存在,并由该意志来执行对于被违背意志之违背。而且该意志还必须同时掌握强制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只能是君主,亦即"君生法"。这一新的人为社会规范必须将整个社会重新组织,承担这一重任的政治制度便是郡县制。作为法之保障的强制力由军队提供,因而保障君主对于国家武力的独占与独制的军爵制便成为商鞅变法获得成功的关键。由此,皇权得以直接支配全国的土地和人口,平民组成的军队确保了专制权力下的全民身份平等,流官制使得官吏的权力来源不再是自己的宗族祖先而是君主授权。由此,最高权力与个体臣民之间的一切中间力量被扫荡殆尽,从而缔造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君主,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个个沉默到极点的奴仆化个体。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

在合法性形成的过程中,权力除了需要为自身寻找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终极依据,还需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作为依托。中国自西周以后,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回到人间,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件,由此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强烈的道德伦理性格。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视域中的执政伦理基本问题

执政价值合理性是对执掌国家权力＂何以必要＂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追问,执政工具合理性是对执掌国家权力＂何以可能＂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追问。执政价值合理性与执政工具合理性相辅相成相互转化。执政伦理的基本问题是执政价值合理性与执政工具合理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略论领袖的道德素质及公务员道德品质修养的实践依据

在社会发展中,领袖及公务员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占有和支配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因此,对领袖及公务员的道德素质进行伦理性的探索,将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领袖及公务员的政治伦理性质.在当代社会,尽管领袖具有最高的权力,公务员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实际力量,但是领袖和公务员的权力却不可随意滥用,对领袖和公务员的权力必须进行政治监督和道德限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公务员.是人民权力的执行者和行为者,他们应该充分地体现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他们所构成的道德理想人格,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仆"人格.     

政务诚信缺失问题及其矫治

政务诚信作为实施国家治理必须遵循的政治伦理规则,反映了政府的内在道德属性,具有深厚的伦理意蕴。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务诚信缺失现象时有发生,由政策失信、权力失信、规则失信、政绩失信等引发的病症有所显现。因此,有必要从依法限权、政务公开、监督整合、信用评估、行政问责、行政伦理培训等方面入手,探索加强政务诚信的理想路径。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现代财政制度——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财政作为现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现代财政制度主要包括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个方面。其核心要义在于,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体系;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的原则,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体系;遵循划分事权、以支定收的思路,构建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     

找寻政府的本真:基于伦理精神的视角

政府历来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它是基于人们让渡的权力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权力本位一直是影响政府行为的主要因素。权力本位的特点在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中表现的最为显著,一套基于权力掌控基础上的等级制度使得社会被控制在政府的权力支配之下。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虽然基于交易伦理的契约思想深入人心,社会治理也进入了法治时代,但是,权力仍然是政府行为发挥效力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驯化之下,加之在政党政治的权力竞技赛之中,权治的痕迹仍旧明显,甚至一度压制了法治,使法治成为权治的工具性利器。新市民社会的兴起,催生了基于伦理本位、追求道德最大化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伦理精神的复兴,将政府从权力本位的驯服下解救出来,使政府服务于民的道德目标重新确立,从而建构起基于伦理精神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     

中国农村税费尾欠与村庄筹资能力问题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全国6省116个村庄2000年和2004年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税费尾欠和村级债务问题的现状,及其在税费体制改革前后的变化进行了简要分析.税费改革前尾欠农业税的农户数和尾欠税费的数额已经较大,税费改革以后则有进一步的上升,这对基层财务运转造成很大压力.为了理解村庄筹资困境的成因,本文对税费尾欠和村级债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和村干部之间的政治关系网络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     

孔子与忠君思想

批判继承传统忠君思想时,很多人由此而波及孔子,这是很不公允的。孔子并不赞成对君主一味地忠,其言下的“忠”往往属于一种伦理范畴,其行为甚至和“忠”的原则相违背,有必要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会计处理与税制设计

金融衍生产品是在基础金融工具上发展起来的,其具有套期保值和投机的双重作用,鉴于其风险性和价值波动性,应当加强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计量和对外披露,此外还需要设置完善的税收制度,保证国家税收。本文从衍生金融产品的会计处理和税制设计上分别进行了阐述。     

论纳税担保制度的完善

纳税担保制度的确立足以影响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促进依法治税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导致纳税担保制度在实践中的落空,这不仅仅影响了立法目的的实现,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与实效型。     

“尊君”、“重法”与《管子》的法律思想

尊君是法家的最高政治目标,而重法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手段.从“尊君”与“重法”这一标准来看,《管子》体现出鲜明的法家色彩,又融合了儒家等学派的学说：坚持尊君,但对民的价值和利益也有所关注;坚持法治,但并没有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在君与法的关系上,《管子》表现出与商、韩法家诸子不同的精神特质.     

荀子和谐伦理思想探微

和谐伦理是人类伦理智慧不断升华的结晶,是伦理的至高境界,是调节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之和睦相处、共兴共荣的理念和价值标准。先秦思想之集大成者荀子的学说蕴涵着丰富的和谐伦理思想,它包括养心致诚的身心和谐、天人相分的人与自然和谐、群居和一的社会和谐。这种和谐伦理思想彰显了荀子对传统天人关系的拷问与反思,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焦虑与探求,也为当下人走出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泥沼提供了出路。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