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21世纪：官场小说发展演变简述

官场小说起源于先秦文学。《史记》中的很多人物传记,其实已可视为官场小说。在唐代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官场小说,薛用弱的《王维》应该是中国第一篇写跑官求官的小说。唐代之后,官场小说经历了宋元明几朝的缓慢发展,至清代以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为代表,在理论和创作上都达到了新高度。现代官场小说的出现,主要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20世纪90年代迄今,官场小说以反腐的名义、以写实的风格持续繁荣,但繁荣的背后还潜藏着隐忧。     

《官场现形记》新论

<正> 一 中国古代小说,有反贪官的传统,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衣紫腰金,加官转职,门户生辉”,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至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否定的作品。     

日常生活现场的指认、体认和确认——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创作风格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回到日常生活现场,通过对官场日常生活的检视和重排,指认了官场亚文化、潜规则等官场＂不成文规矩＂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绑架;体认了处在日常生活中的官场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灵魂处境;进而确认了官场中人生存的悖论和困境,构筑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官场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这使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官场小说中艺术风格较为独特的一种美学存在。     

论社会转型期官场小说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兴盛原因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官场小说已经成为目前文学创作中的独特现象,它对急剧转型社会中政治领域的基本状况和政治伦理变迁作了生动真实的反映,并且对当代政治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和权力基础的合法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给政治伦理的现代性重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以其独特的时代性和深刻性受到媒体和读者的青睐,但其反映社会生活的纵深度仍不够,不少作品失之简单化、表面化,作家创作观念滞后,艺术表现手法单一,人文主义匮乏,创作模式化。为此,本文结合转型期官场小说的特点,分析了当前官场小说的存在问题及其兴盛原因。     

官场小说的政治文化阐释——以王晓方官场小说为例

政治文化始终是根植于官场小说中的恒定因素,政治传统、政治伦理与政治文明成为官场小说讲述的核心内容,但官场小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仍然存在无法规避的局限和窠臼,使官场小说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陷入到模式化状态。王晓方的官场小说在对传统政治中的"官本位"思想、官场小说中的"现代性"焦虑和小说对政治表述的可能性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官场小说叙事问题透析

社会伦理秩序赋予每位小说家的伦理意识必定会影响到他的叙事,因此,小说叙事中必然蕴含着一定的伦理维度。近年,官场小说日趋繁荣,这体现了知识分子批判官场现实、呼唤民主清廉政治的伦理诉求,但应该警惕官场小说中过于精细与执著的权术描写、有意无意流露的官场宿命意识、符号化等叙事倾向,这可能会使官场小说滑入偏狭的叙事胡同。     

明清世情小说名著对封建官场政治的描写与批判

描写和揭露封建官场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传统主题之一。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明清世情小说名著中,对封建官场权钱交易、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欲清不能等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进行了比其他古代小说作品更加全面深刻和细腻具体的描写与批判。尤其是《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把对封建官场政治黑暗腐败的描写与揭批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试论新官场小说中的伦理问题

20世纪90年代新官场小说的主题已越来越多地涉及官场伦理问题.官场伦理本质上属于政治伦理,涉及从政者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新官场小说反映了政治领域中官员政治公共道德的蜕变、个人道德的沉沦、权力伦理的缺失和伦理关系的失范.新官场小说家对官场政治伦理的广泛关注和深入剖析,凸显了时下官场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暴露官场政风蜕变的同时,流露出对官场政治道德衰变的忧虑.     

道德、人性与政治——当代"官场小说"的审美偏失

近些年来官场小说创作的勃兴,根源于社会现实矛盾的加剧与作家们现实主义的政治关切传统.在越过传统的意识形态叙事藩篱以后,当代官场小说在格局、视野、境界与美学气象等方面都有所拓展或提升.然而因为作家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叙事智慧等方面的不同局限,目前的官场小说创作还有诸多偏失,主要即体现在道德价值取向方面的观念滞后与创新性不足,人性叙写的低俗化乃至把人性视作权力腐败的根源而使社会问题人性化的错误倾向,对"政治"观念理解的狭隘导致文学介入现实政治的力量有余,而对政治文化的历史纵深感切入不够与审美性不强等问题.     

官场人性勘探者的勘探——王跃文官场小说研究述评

王跃文致力于官场人性的勘探与表现，其创作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研究者围绕着题材选择、主题构成、人物形象、叙事方式、创作特色以及创作缺失等方面对其创作进行了深入探究。同时，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憾甚至空白，诸如对其创作观念、创作心理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不足，研究的同质化倾向严重等等，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新英雄主义与萧军文学创作

新英雄主义本质上是带有萧军专属烙印的革命英雄主义,是萧军思想性格的核心概括。新英雄主义在生活中凝结为萧军抵御外来侵袭的掩心甲,在文学上则固化成独特的文学风格。从萧军的小说和散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鲁迅精神对萧军创作的影响,以及新英雄主义的发展轨迹。     

短篇题材的重写:萧红居港期间的小说创作

萧红居港期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三个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和一个口述小说《红玻璃的故事》,可说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涉及重写短篇题材。这一独特现象为人们考察萧红居港期间的创作自觉意识及其民族性思考提供了解读的空间。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中的有二伯和磨倌等形象进行了再造与重写。在小说重构过程中,萧红游走于情感诗意与理性概括之间,叙述视角、立场和表现主题亦发生相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居港时期的小说创作题旨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她如何执着于作家姿态的独立性,而成就了她在居港期间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萧红、迟子建生死观之比较

萧红和迟子建虽属于不同的时代,但她们拥有相同的生命意识,即自然与人平等。这种普泛的生命意识,使得她们的作品打通了人与植物、人与动物的界限,她们笔下的生命境界呈现出丰满多姿的样态。同时,她们在作品中表达了不同的死亡意识,萧红专注于不可言喻的人生命运之苦,她笔下的生命,都是在命运的拨弄下完成的一个悲惨阴暗的过程:任何生命一旦诞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生生死死、生死轮回的悲剧过程。迟子建面对死亡,则有着超然、达观的态度。她把死亡写得诗意而美丽:死似乎只是别一类生的开始,生命在死亡之后还可以得到延伸。她笔下的生与死是相互渗透,相互伴随的。     

论丁玲与萧红小说的不同思想风貌

丁玲与萧红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一,丁玲的个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相互交错、此消彼长;萧红由一位激进的左翼作家转变为自由撰稿人。二,丁玲顺应主流意识需要刻意展示农村革命进程与农民心理变迁,萧红关注东北农民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革命意识与民族意识觉醒。三,丁玲依据政治理念,从社会分析角度对生活作出评价;萧红从生命体验出发描摹农民生存状态。     

盛唐吏制及其对干部工作法制化的启示

唐朝的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乃至东亚各国的影响颇为深远。唐朝法制中,官吏的管理制度比较科学,形成了立法完善、执法严格、监督有力的法制体系。盛唐吏制的成功经验,在整个封建吏制中占有重要位置, 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要实行干部工作的法制化,应该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萧红的小说世界

萧红小说浓郁的故乡情结、生命意识,反映了其小说世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悲剧美的艺术特色。作家对故乡深切的眷恋与怀念已超越时空界限,成为人们对人类精神家园永恒的追求与向往。     

面对精神自戕的诘问——长篇小说《物质生活》与《沧浪之水》比较

长篇小说《物质生活》与《沧浪之水》同时发表于2001年第1期的《收获》和《当代》。前者侧重于市场经济对诗人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后者直面当下官场宦海中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两位主人公都忍受不了生存中的苦痛和挣扎,为了某一种美好情感,放弃精神信仰而在世俗生活中大获成功,但极其相似的是,精神自戕后他们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虚无,不堪忍受的心灵折磨,生不如死。那么,到底做怎样的命运选择呢?拿什么来拯救这些人的灵魂呢?     

庐隐和萧红抒情小说主题比较论

庐隐和萧红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领域涌现出的两位女性作家,富有传奇性的坎坷经历和令人赞叹的卓越才华。社会的积弊、命运的悲苦铸就她们极其叛逆的性格和倔强的生命意志,苦难与抗争构成二者共同的抒情主题。但比起庐隐,萧红的抒情小说主题又显示出一定的超越。     

肖江虹小说的民俗叙事

民俗是青年作家肖江虹一直以来最为偏爱的书写主题.肖江虹以充满善意、怜悯的文心与精致、细腻的匠心将故土民俗作为叙事主体,或将民俗植入具体的社会生活事件,予以精细打磨,一步步雕琢出民俗的独特纹理,逼近了个体生命、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真实镜像,并由此而上通过仪式的消解与坚持,演绎出民俗在城乡对峙和文化焦虑中的异化与陷落,亦让小说文本形成悲怆性、反思性的召唤本质.面对现代文明的种种困境,肖江虹在绵密的书写中通过复原、复魅让民俗回归生活的细流,亦藉此塑造了一系列坚挺的乡间人物,同时借助民俗与死亡的叙事勾连,辟出了一条蕴含了行为复归、精神回乡的救赎之路,实现了民俗叙事的重构与突围.     

京派乡土小说的浪漫寻梦与田园诗抒写

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决定了京派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从反现代文明和反现代文化的角度出发,最终又部分复归于现代文化批判的视角.所以,京派乡土小说在其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是"半叙景物,半涉人世"的书写状态,而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描写则成为他们田园诗的乡土抒情体式和小说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