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学风空疏”考辨

谈及晚明学风时,古今不少学者都这样认为:第一,晚明学风空疏。时人“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致“学风荒陋”、“空疏顽固”。“自文成而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第二,晚明学风空疏的原因是王学及其后学所致。“王氏之徒,废实学,崇空疏,蔑规模,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直指本心,以不读书著名。”“由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盛行,士大夫以崇尚空谈性理相标榜,轻视一切经世致用之学”。第三,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是惩王学及其后学的流弊而兴,“明清实学则是对理学末流空疏之弊否定的产物。”上述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仔细思索,不妥之处甚多。     

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学术精神

明清之际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由虚返实的实学思潮,从学术层面上说,这股实学思潮实质上是一种反思理学思潮,是对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一种批判。针对理学"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弊端,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一致强调学以经世的为学宗旨;针对理学无根游谈、空疏不实的弊端,他们在为学方法上倡导征实之学。这些共同体现出实学"崇实黜虚"、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试论颜元对书院制度的改革

书院作为宋明时期一种主要的教育机构,由于受理学的控制而陷入空疏无用的流弊。十七世纪后期的实学教育家颜元,基于反理学的立场,一扫宋明书院的教育弊陋,推行一种习行教育的书院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对后世的教育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经世思想的时代性嬗变——以清代的史学经世思潮为例

经世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学术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这种意识的内涵与表现方式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所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清代,这种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嬗变,在清初、乾嘉和清末,史学经世思潮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清初,朝代初建,学者们力主经世之风,因而在史学思想上侧重于反对明末空疏学风,提倡实学;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加之文字狱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经世思潮相对淡化,注重考证校勘;清末,社会动荡,内乱外患,西方思想传入,经世致用思想又以救亡图存的全新面貌活跃在史学研究中。     

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论李晬光文学思想与实学思想的关系

李日卒光的文学思想与他的实学思想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李日卒光对朝鲜文坛的学风,散文与诗歌创作的不平衡状态,文与质的关系,名与实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的妄论之风等各种不良现象的揭示与批判,正是他实学思想的体现。     

明代求实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成就及影响

在明代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倡实学。在求实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一改空谈义理、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并取得不小的成就。明代考据之风是对宋学内部考证求实风气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直接或间接的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和乾嘉的考据学,在唐宋以来考据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论中原文化实学精神

实学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原文化中的实学精神是在先秦孕育,汉唐酝酿,宋元形成和发展,有明一代达到鼎盛并加以丰富的。至现代,中原实学精神产生了新的转进,被融创到了新的时代精神之中。     

王阳明实学思想刍议

王阳明曾经提到过实学之概念,在他看来,实学就是辨义利之学,即去功利而存道德仁义。如此,他的实学观就和我们现今理解的实学观有所不同,王阳明的心学也就是实学,其本质仍是儒学,即以道德仁义来统领天地万物。但阳明实学也为后世实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关于中国实学历史定位的理论思考

本文从实学是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观点出发,认为中国实学是一个全方位、多元化的立体概念,在内涵上不应将其“窄化”为经世实学或启蒙之学;在时限上认为中国实学起于北宋,终于晚清,超过或缩短这一时限,将会导致“泛化”或“窄化”;在学派归属上,认为明清实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最后理论形态,是中国古代文化走向近代“新学”的中介和桥梁。在对中国实学历史定位上,本文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论清诗以学胜

清诗处于唐诗、宋诗两座古典诗歌的高峰之后,以学问见长而与之鼎峙.清诗学问化较先前时代的诗歌更为明显:一是以专门之学(主要是朴学)入诗;二是诗歌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三是典故运用的经常化和偏僻化.其原因应从古典诗歌自身的发展机制以及与之相关的清代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来考虑.清诗重根柢学问,力纠明代诗坛空疏不学之弊,但始终未能克服学问有余而诗性不足的缺憾.     

论明代空疏学风形成和嬗变的原因及影响

明代空疏学风的形成除了与宋明“心学”倡导的“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的治学风气有关,还与明代科举制度的导向及教育制度的缺失相关。它不仅造成学术研究的浮泛和浅薄,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风气。明中叶以来求实思潮的兴起,促使学风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学术研究,而且也影响着清代学术研究的发展。     

再论明末社会思潮对《红楼梦》的影响

《红楼梦》一书是明末社会思潮影响下的精神产物，是这一思潮直接引出的小说方面“平中求奇”审美思潮的文学成果。全书以神话架构全篇，以敷演方式进行描述，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写作题材，以及尚“平中之奇”的倾向都是这一结论的具体例证和表现。     

近百年来明代易学研究述评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明代易学不被关注;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明代易学逐渐受到重视。既往对明代易学的研究大都就易学言易学,未能脱离“象数”与“义理”这一传统路数。只有注重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充分紧密地结合明代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氛围,将受《周易》以及易学启示、影响的明代历史过程和思想、学术等文化现象作为考察对象,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明代易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主要精神。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明朝内庙祭祀制度探讨

明初,朱元璋取法宋代的钦先孝思殿,在宫内设立奉先殿祭祀祖先,创立起明朝的内庙祭祀制度。设于两京宫中以奉先殿为核心的内庙,实为明朝皇帝的家庙。其在设置、渊源及祭祀礼仪上,都有一些不同于宗庙的特点,是明朝皇帝祖先祭祀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流叶千古总牵情－－宋代传奇《流红记》及其在元明时代的传播

红叶定情的故事自唐代肇始起,便以其神奇浪漫的情思,吸引了众多文学家涉笔于此.北宋张实在前人基础上创作的传奇<流红记>,为流水红叶故事设定了一个雏形框架.由元及明,故事原型在戏曲、小说家笔下不断增饰,愈入愈曲.本文旨在梳理其在宋元明时期的传播情况,并展示各个时代大异其趣的时代意识与审美特征.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试论钱谦益的文学史观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作家,也是重要的批评家。他在总结明代文学史的教训中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具有独到的系统性,开清代文坛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很大。     

试论祝允明的诗歌辨体意识与创作观

祝允明是明代弘治、正德间诗界的著名人物。他重视诗歌辨体,肯定宋以前各体诗歌多元共生的局面;并要求诗歌创作在这一范围内广师博取,以自具面目而又不离基本古典审美规范为目的。他的辨体意识与相应创作观综合了前七子与吴门文人两派的优点,在明代诗歌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