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侗及其哲学思想初探

一、李侗的生平事迹 李侗,字愿中(1093—1163),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因剑浦曾名延平,故又称延平先生。他的祖辈三代都是进士出身,任过朝廷文官。李侗从幼年起就“习举子业”(《李延平集》卷一《初见罗豫章先生书》),接受正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二十岁时,在家乡已小有名气,“既冠,游乡校,有声称”(卷四《李先生行状》)。 北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李侗二十四岁时,闻郡人罗从彦(字仲素,称豫章先生)在杨时(字中立,称龟山先生)处得二程的“不传之学”,慕名而拜罗从彦为师。从此,李侗成为二程的三传弟     

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个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在儒家道统中不仅远承尧舜之道,“私淑”孔门,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道统思想来源于颜、曾、思、孟学派。在其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的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亦厚矣。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孔子以后,颜、曾、思、孟“承先圣之统”,朱子推崇周敦颐,继承二程,使儒家的道统思想更趋成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真德秀的“道统”观

“道统”论作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得到广泛流传。真德秀作为南宋晚期私淑朱子的重要理学家,一方面从“道”与“心法”等理论层面丰富了朱子、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也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子的“道统”传承地位;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对“中道”“执中”“建中”等内容的强调,将国家“治道”也纳入到“道统”叙述之中,并在“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乎朱子的论述。所以,真德秀的“道统”观具有根源朱子、兼顾治道、多元并包的主要特点。     

论朱子修正《大学》文本的依据及意义

朱子的《大学》学,实际上是以《大学章句》为核心文本的。《大学章句》是朱子在《礼记·大学》篇的基础上,参考二程的《大学》改本进行较大改动后所得到的本子。朱子对《大学》文本的改动主要分为三部分,包括区分经文、传文,变更传文顺序,补充传文。朱子对《大学》文本的改动至少有着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文本依据;二是对于前儒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三是构建以"格物致知"为修养工夫的"修己治人"理学思想体系。此外,朱子区分《大学》的经文与传文,不仅密切了"三纲领"与"八条目"的关系,还突出强调了儒家"修己治人"的为学之路,将"格物致知"与"格物穷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将整个"理学"建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许衡的道理心性思想

许衡宗朱子,传廉洛之学。他以“理”思想核心,认为“道理”是一以贯之的形而上本体范畴,“道”为伦理道德,“理”为道德伦理精神,二者均为伦理道德恒常不易的范畴;许氏承程朱格致之学,认为“格物”是“知”的前提,而“诚意”则是“行”的前提,提出“知行并进”的思维逻辑;许氏综罗张载与二程的心性之学,以“明德”为本体释“本然之性”（“天命之性”）,以“立教”、“明伦”、“敬身”为变化气质、迁恶从善德三纲目;和合创新,奠定了理体学在元代受尊为宗的局面。     

朱子理学正名

朱子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重回经典,在理之观照下,系统阐释朱子各个方面的思想,论述理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各个层面的关系,可知朱子思想始于理、成于理、归于理,一“理”以贯之。理具有本体性、主宰性、参与性和归宿性等特性,而心不具备这些特性。理作为本体,是主宰者,主宰一切（包括心在内）、参与一切,是一切的唯一归宿。朱子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圆融的、不断循环、从不停息的流转图式,它贯通朱子思想体系。朱子思想是理学,不是心学。为明确厘清理学与心学的界限,朱子关于心的论述应该称为心论。     

王阳明心意关系与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做了深刻说明。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著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著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养生送死无憾——传统文化对生死问题的解答

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流派儒、释、道三家尽管其具体观点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但它们又能够共存互补,在某个时期甚至出现相互融合之势。之所以会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有着共同的问题要解决,这就是关于人的生命与死亡的问题。人的生死问题可以说是各种文化的最深层次的问题,在解答这一问题时,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即它们都是要使人了却生死,实现养生送死无憾。     

论胡安国《春秋传》对于义利之辨的理学诠释

胡安国《春秋传》体现出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的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用理欲褒贬取代义利之分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春秋》以义利释经的传统转化为以理欲诠释的方式,在《春秋》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朱熹理气动静说探析

朱熹吸收二程、张载和周敦颐的思想资源,在将本体论意义的＂理＂、＂道＂与含具宇宙生成论意义的＂太极＂融合而纳入自己的体系时,对太极之理究竟能否活动的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曲折。从理本论思想的演变和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考虑,朱熹在理气动静问题上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牟宗三对朱熹太极之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批评揭示了朱熹理气关系解释的思想特点,但同时这种批评也偏于一隅,与朱熹思想的实际是不相符的。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朱熹诗学思想的渊源与诗歌创作

朱熹不仅是理学家 ,也是一位诗人 ,他的诗学思想源于北宋周、程有关文艺的看法 ,但又受家学师承的直接影响。他的诗歌创作 ,除了以抒写自我情怀为主外 ,还有忧国忧民的感愤之作 ,以及自适自持的酬唱 ,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一位大儒的真性情和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     

朱舜水的实功实用思想及对待程朱陆王的态度

对朱舜水学术思想的认识,学术界尚不统一。其基本特点实为提倡实功实用之学。朱舜水既不可简单地称为反对程朱,也不可简单地称为属于程朱一派,而应认定其对程朱相当尊重,与之又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区别。其对陆王,亦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而在其心目中,陆王地位远不如程朱,基本上未将之视为应予尊重的对象。其对程朱、陆王两派的态度,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特征,这种特征应是其提倡实功实用之学在学术实践上的体现和应用。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陈白沙对理学重要命题的超越

陈白沙的思想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成圣境界——“孔颜乐处”理解的差异上。白沙糅合儒、庄、禅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道德伦理内涵。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方面。另外,白沙心学的超越性也体现出宋明理学本身的矛盾,揭示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路。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