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文化视野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血脉。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是传承光大民族精神的生力军。本文从文化的视野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出了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内生性资源,外来文化是大学生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借鉴性资源,校园文化是大学生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实践性资源。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梁启超的民族文化思想

梁启超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他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国粹派以西学附会国学的做法;认同儒学在国学中的地位,反对将儒家文化定为国教,将孔子设为教主。梁启超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在弘扬儒家文化的同时,要包容其他文化。     

论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

民族精神是支撑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当前我国高校开展民族精神的现状等都亟需在大学生中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确保弘扬和培育的效果,不仅要处理好继承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时代化的关系,还要在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健全网络,全方位渗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论历史教育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是历史的、民族的,又是现实的、发展的.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只有深刻理解和把握民族的悠远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树立和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只有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寓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又把深厚的民族情感植根于历史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才能为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化软实力竞争视野下的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

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群体,是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肩负着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重任。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提升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应积极营造民族精神培育环境,创新民族精神培育载体,引领民族精神培养方向,丰富民族精神培育内容,滋养民族精神培育的土壤,挖掘民族精神培育的潜力。     

全球化形势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途径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的精神力量,也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任务,发展科学精神、加强社会风气建设、继承传统文化,建设这会主义新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民族精神时代新内涵及其教育途径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基本内容,以凝聚民族力量、推动民族前进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形成了吃苦耐劳、矢志不渝、自强不息、温柔敦厚、择善而从的民族性格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伦理观念。这种精神和思想理念,成为凝聚炎黄子孙永恒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繁荣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强大的精神动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主渠道,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中的作用,并在此过程中竭力克服当前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中的矛盾和困境,是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一项切实可行的选择。     

开设民族精神学课程的思考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党的十六大发出的号召,是全中华民族的共同任务。为了把民族精神教育在高校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笔者认为应尽快设立一门新型公共课程——《民族精神学》。     

中国传统家教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培育

中国传统家教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融会贯通,是民族精神培养孕育的摇篮。中国传统家教文化充分饱满地体现了民旗精神的基本内涵,在社会成员民族精神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继承中国传统家教文化的优秀成果,营造现代家教文化氛围,是当前弘扬民族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     

网络时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网络时代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是大势所趋。今后,加强旨在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教育,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从内容上突出重点,技术上不断创新,手段上力求先进。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思想的争锋——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大论辩(1901-1919)

1901年到1919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辛亥革命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围绕这一主线,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对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和封建礼教的批判,这一批判又涉及对孔子的评价。其次,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麦孟华等对奴隶性的批判,最早提出要树立国民意识,而要树立一种新的国民意识,又涉及科学、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以及文化革新方针的争论。再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试论梁启超辛亥年游台之影响

1911年梁启超访问台湾,与台湾雾峰林家以及栎社诗人有广泛接触和交流,对殖民地台湾的政治、文化、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新近发现的一批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所发现的相关新材料,证之两者间的影响所在:政治上鼓励台湾文士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具体对抗策略,文化上强调祖国文化的传统和联系,文学上推广诗界革命的理论与具体的写作技巧。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境界”与“趣味”:王国维、梁启超人生美学旨趣比较

"境界"和"趣味"作为王国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诉求与人生诉求相谐的致思路径,发扬了中国美学融审美艺术人生为一体的精神传统。从生命之欲到静观到无我,王国维的"境界"最终回到了生命之欲不可消、人生之苦不可解、艺术与审美终不能拯救人生的审美救世之悖论中;而从生命之力到迸合到化我,梁启超的"趣味"则将人生审美推向了春意蕴溢的超拔之境,既是诗意的也是乌托邦的。两种人生美学旨趣呈现了民族美学和谐蕴藉的人生情致在中国现代的演化与分化、深入与拓展,是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自觉的重要始源。特别是梁启超之后,经朱光潜、宗白华等的丰富发扬,远功利而入世的趣味化诗性精神蔚成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之主脉,聚焦为人生艺术化等命题。这种追求现实生存与人生超越相统一的诗性张力品格,跳出了王国维式的纠结,在今天这个实利化、技术化的时代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国民性·怀疑与否定精神--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二

《鲁迅全集》中有四次提到《支那人气质》。可见,在鲁迅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批判、重建和实践、选择之中,斯密司的《中国人气质》一书自始至终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阿Q所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但这种“国民性”却并没有直接受到道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它是民间道教思维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衍化。鲁迅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明显可见道家传统的影响,怀疑与否定精神本身并非只有消极、破坏的功能。从反面来看,正是怀疑与否定,才推动了积极、正面、建设的形成与发展。鲁迅经由与老庄道家非常接近的思路构建了“鲁迅式的沉默”世界,表现出他情感的丰厚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