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和谐世界"理念与"文明冲突"论

“和谐世界”理念主张在处理国与国关系问题上坚持公平合理、平等互利、彼此尊重、协商对话、和睦相处、和谐共赢的原则,与体现西方价值观和霸权主义思想的“文明冲突”论存在着本质区别。“和谐世界”理念所以引起各国的共鸣,是因为目前世界还很不太平,而“和谐世界”理念为消除世界的不和谐状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建设和谐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长期过程。就目前的国际局势而言,要推动世界和谐的进程,必须立足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各种文明和平共处、合作发展。     

荀子“礼”的三重规范意蕴

荀子的“礼”疏远了早期儒学的先验的道德性,凸显了客观现实社会的群体性特征。“群”,乃是荀子“礼”的根本属性。“礼”的基本内容也彰显了“治群”的基本功能。《荀子·修身》中讲：“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提纲挈领地概括了“礼”治群的三重规范。礼于人,荀子延续了“礼”对于人的德性约束,以礼法联结,强化了“礼”的规范力度;礼于事,荀子将礼义联结,“化性”之礼义落于群体生活中而“起伪”,规矩与德性相结合,强化了“礼”的行为规范意义;礼于国,“礼”为治国之本,荀子在治国中强调“分”,以“礼之分”建立一套群体社会的政治统治秩序,治国安民。三重规范联结交续,荀子的“礼”充斥了群体性规范与内容,亦由此建构了一个惟齐非齐、化性起伪、德行允协充义的规范世界。     

略论荀子"礼"的多维内蕴

承继儒家孔子之礼统,博采先秦诸子之见长,荀子之“礼”具备了人格修养、生活实践、政治制度等多维内蕴,展示出超越传统的新气息。领悟古人的良苦用心,品味源远流长的理性关照,对于我们今天的理性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海洋福建"

构建“和谐福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海洋是福建的一大特色,构建“和谐福建”离不开海洋,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海洋福建”,实现人与海洋和谐相处。     

周初"德"字及其观念的产生

“德”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遍观念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人们对于“德”之观念的自觉使用使得“德”字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概念,“德”的观念亦由此而构成了中国早期精神世界的基本源头,标志着传统礼乐文化的开始。一般认为“德”字始于周初,作为观念形态的“德”的涵义是较为宽泛的,它既代表某种高尚的品格和以此为心理基础的行为,又表示拥有这种品格或行为的人,同时还可以指代不包含价值属性的一般心理状态,甚至还具有了广泛意义上的“礼”的涵义。“德”之观念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自我世界有序化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在此基础上,“德”由观念形态逐步上升为规范形态,周代所开创的礼乐文化亦由此而渐次展开。     

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

儒家“五常”是儒家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起于先秦,定型于两汉,发展于宋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家“五常”体现了“类”的公正、“阶级公正”并具有合理的道德结构,且能够不断结合时代特点适度调整自身道德内涵,使其生成了独特的道德优势。然而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由于原来所赖以生存的诸多现实保障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儒家“五常”正在悄然改变。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具有一定价值。     

“见危不救”种种

“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儒家“礼”的内容之一。然而,当有人问到孟子,发现嫂子落水以后是不是应该“援之以手”时,忠实地恪守儒家之“礼”的孟子,却毫不犹豫地主张这时应该对“礼”采取变通的办法,亲手将落水女子救上来。他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见死而不救,无异于豺狼一般。可见儒家是很主张救死扶溺的。先秦时另一大学派墨家尽管在学术上和儒家大有分歧,可是在救死     

儒家社会和谐模式论初探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理论中,儒家的社会和谐模式论居于主导地位。儒家社会和谐模式论可以概括为一个“一二三四”的模式:中和———社会和谐的核心;仁与礼———社会和谐的两大纲领;养均齐———社会和谐的三大基石;君本论、官本论、民本论、农本论———社会和谐的四大支柱。儒家的社会和谐模式论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西周礼乐文化的内涵是"德"

中国的礼乐由来以久,然其兴盛则始于西周时期。周人礼乐文化的兴盛得力于周公却集中表现在“德”。本文通过对周礼的实质,礼达而分定的探讨,详细阐述该观点。     

中日关系"脱困"之我见

近年来 ,中日间因存在太多的曲解、误解和不了解、不理解 ,造成两国关系处于“经热政冷”、“民热官冷”的失衡状态和复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互信危机。要摆脱目前的困境 ,则需双方从战略大局出发 ,从利益共同点入手 ,从具体事情做起 ,立即停止人为的恶意曲解 ,逐步消除主、客观原因造成的误解 ,加强多层次的交流沟通以增加了解 ,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以加深理解 ,通过排除障碍 ,达成共识 ,共同创造“经热政热”、“民热官热”的和谐氛围 ,推动中日关系朝着友好互信、合作双赢的方向发展。1.恪守各项原则 ,维护政治基础。中日双方都视对方为重要的…     

生态伦理:人的"类特性"充分发挥的伦理环境

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最佳体现方式是劳动实践。但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以及技术的掠夺式应用中,不仅劳动失去了自由与自觉的本性,而且劳动者在劳动中也丧失了主体性地位。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会阻碍劳动能力的正常发挥,进而导致人自身发展的失衡。生态伦理提供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伦理环境,促进了人的“类特性”的充分发挥。     

再寻“孔颜乐处”——以《论语》中有关颜回的资料为背景

本文从讨论《论语》中的颜回这一人物入手 ,通过对颜回人格特征的分析 ,引入对“孔颜乐处”的探讨 ,根据从“学”、“礼”到“仁”、“乐”的思路 ,由对“礼”与“仁”之间关系的阐述 ,揭示孔颜之所好与所乐在于“礼”这一具体礼制与“仁”这一人的主动性的完美结合。     

《司马氏书仪》和《朱子家礼》研究

《司马氏书仪》和《朱子家礼》(又称《温公书仪》、《文公家礼》,本文简称《书仪》、《家礼》)是宋代两部关于家庭礼仪的著作。前者为司马光所撰,后者在朱熹的名下流传。两书被后世奉为经典,尤其是《家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通用礼。本文拟从宋代社会文化发展、嬗变和家庭礼仪制度调整、更新的相关度入手,对两书试作研讨。一、士庶通礼的发展和完善诚如《明集礼》指出的,“汉晋以来士礼废而不讲,至于唐宋,乃有士庶通礼”。所谓“士礼”,主要指记载在《仪礼》、《礼记》中的一套礼仪制度。由于“士礼”过于繁缛复杂,随着社会的变迁,其适用的面越来越小。至唐、宋,社会上出现和流传经过简化和调整的家庭礼仪著作,其     

一名五旬教师的反省:从强悍太太到贤妻良母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只有做到家庭和谐,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夫妻如何相处是家庭和谐与否的关键。儒家认为:"不学礼,无以立。""礼"是天地之间的秩序,在家庭中,"礼"更是极为重要。在近日举行的首届河北省公民德行教育论坛上,来自黑龙江省的     

试论司马光礼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司马光的礼学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其史学、政治和哲学思想的最根本的出发点。本文从司马光的礼学著述及其他相关材料出发,分析和总结了司马光礼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认为“重视家礼”和“折中古今”是司马光礼学思想的典型特色。     

存在与虚位: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顺风车"

“顺风车”合法与否观点不一,肯定者认为,“顺风车”能够缓解我国交通压力,凸显社会价值,且有国外例证。而反对者认为有偿“顺风车”是非法营运,应严厉打击。“顺风车”呈现出法律性质边缘化、论争本质利益化、责任归属复杂化。搭乘纠纷与日俱增,彰显司法与行政机关在判案和管理上的不足。当今“顺风车”不同于早期搭便车,不仅有当事人明确意思表示,而且从原来事实行为发展到法律行为。支付一定费用的“顺风车”合同不具有营利性,对搭车者主观上不能形成对价,客观上也不构成相应代价,属于一种广义的无名、无偿合同。一旦产生纠纷,其救济方式可依违约、侵权及其竞合三种不同的模式主张,使受害人利益得到最大保护,以构建和谐的交通秩序。     

"议彩礼":论农村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道德嵌入性基于甘肃L县的案例分析

彩礼既为“财”又为“礼”,以往彩礼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市场理论”和“礼物秩序”两个基本的框架下,较少将其作为生动的社会行动过程予以研究。本文聚焦于“议彩礼”的互动过程,表明彩礼议价的核心不在于结亲家庭对彼此家庭的认可是具有默契还是存在分歧,而在于具有道德基准意识的彩礼大行。结亲家庭的道德感受力是依据大行而展开的不得不“议”的行动过程。情理随行动过程而生发的特点使“议彩礼”成为道德意义网络之中衔接个人道德感受力与集体习惯的节点,这也正是彩礼道德嵌入性的根本要义。     

汉代"以孝治天下"及其现代价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在实践中，汉代政府采取了以下三方面的社会政策，以“孝”作为官吏选拔的途径与评价标准之一；用社会政策和制度培育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以礼入法”，对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对孝的行为进行硬约束。汉代的措施给我们当今培养敬老爱老的风尚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