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代法律对我国法律文化的影响

我国周代法律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明德慎罚”。所谓“明德”指尚德,提倡德;“慎罚”指对刑罚采取谨慎宽缓政策。母庸讳言,周人之“德”有其阶级性和特定内容,且所谓“明德慎罚”也好,“德主刑辅”也好,还是“以刑弼教”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惟民其毕弃咎”,“用保乂民。”就是要使被统治者完全放弃他们的犯罪行为,服服贴贴接受统治。但是历史地来看,“明德慎罚”思想的提出,毕竟是我国古代法律思想一个重大的发展。以愚之见,它说明周人对刑罚这种法律现象的规律有了较深刻的认     

“德主刑辅”漫议──孔子思想探索之九

“德主刑辅”漫议──孔子思想探索之九杨信义对周公“明德慎刑”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德”和“刑”的结合，最早见诸《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行，不敢侮鳏寡。庸庸、抵祗、威威，显民。”应当指出的是，周公的“明德”也好，“慎行”也罢，并...     

唐初无为而治法律思想初探

唐初统治集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一个统治集体。这个集团在法律思想上坚持。“德主刑辅”，而“德”的内容就是“无为而治”．其无为而治的法律思想在理论上表现为少欲少为．强调“君无力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在立法上表现为削除繁苛，务求宽简和统一律令，稳定律分；在司法上表现为严格治史，省饼官员，要求官吏各尽其职，守文定罪，皇帝不乱加干涉；同时指出，司法要慎狱恤刑。不可滥杀重刑。唐初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是借鉴历史上的经验和总结历代衰亡教训的结果，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论中西政治传统中的“性恶论”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公德正义”层面解读“恶”，加之他主张人类恶性的普适存在，使他成为西方政治传统最初源头的开拓者。商鞅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私德正义”层面解读“恶”，并强调人类恶性的非普适性，从而成为君主专制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鼓吹者。     

刑罚倒挂现象的反思与拷问——以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为研究视角

法律中立的不彻底性、刑事可罚性的错误认识与公共法锍的不当轻视是刑罚倒挂现象存在的原因.这种法律现象不但背离了罪刑均衡原则,偏离了法治轨道,而且还危及了法律信仰,因此需从各层面寻求刑罚倒挂的解决措施:立法上调整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的构成标准与刑罚幅度,司法上减少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犯的刑罚适用差距,理论上深化对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的认识.     

刑罚倒挂现象的反思与拷问——以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为研究视角

法律中立的不彻底性、刑事可罚性的错误认识与公共法益的不当轻视是刑罚倒挂现象存在的原因。这种法律现象不但背离了罪刑均衡原则,偏离了法治轨道,而且还危及了法律信仰,因此需从各层面寻求刑罚倒挂的解决措施：立法上调整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的构成标准与刑罚幅度,司法上减少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犯的刑罚适用差距,理论上深化对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的认识。     

“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周公的“明德慎罚”法律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德才兼备的周公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较系统的法律主张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卓越的刑法思想体系完备,内容充满历史进步性和时代先进性,标志着我国夏、商、周时期的法律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尤其是他提出的“明德慎罚”法律思想理论,包含了“崇尚德政”和“慎用刑罚”的主张,充满睿智和人性的光辉,对后世充满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当今法治与社会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法律适用

理清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二者的衔接关系，是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法律适用的制胜法宝。当一行为触犯行政处罚，又触犯刑罚规范的，若不严谨执法，可能会出现“以罚代刑”或“以刑代罚”的乱象，轻则损害刑法的权威，重则国家公权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在处罚竞合的衔接上，首先是依据立法指导原则确定二者在衔接上的优先级，以明确处罚规则；其次是加强处罚竞合的实质审查，强化对处罚竞合的监督；再者要在处罚竞合视域下构建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衔接机制，保证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相适应。     

格老秀斯刑罚论

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而闻名于世,其对刑罚理论研究的贡献却被世人遗忘和忽视。格老秀斯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在《战争与和平法》（第2卷）中提出了独到的刑罚理论。他从自然法的视角分析了刑罚概念及其与正义的关联;从神的视角、人类的视角和国家的视角对刑罚来源这一刑罚理论本体论的问题进行论证。此外,格老秀斯还从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力的角度分析了刑罚的功能;他还以“因何而罚”和“为何而罚”的设问对量刑理论展开论述。     

历史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方法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包含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体现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的有机结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开始用发生学方法来理解“历史的方法”,而发生学方法又与“实验的方法”相贯通，这就为胡适将文学革命中“历史”与“实验”两个面向整合起来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发生学的方法的运用，文学革命就成为对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自然趋势之有意识的控制、引导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不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贯通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过去”与“实验/未来”这两个面向，从而保证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让胡适得以在传统中发现和体认现代性的因素，为其“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关于死刑存废之争的哲学思考

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也有所探讨，但大都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评判这场论争，结论难免偏颇。本文从经验和超验两个层面剖析之，着重阐明；保留死刑论和废除死刑论的理论根基即刑罚报应主义与刑罚人道主义都是符合刑罚正义观的，死刑保留论所体现的“平均的正义”与死刑废除论所体现的“分配的正义”不可分配，这两种观点都将随着刑罚的存在而存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地消失，即使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也只能是逐渐地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那种认为死刑必然消逝的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中也难以行通。     

《庄子·德充符》讲疏(上)

论曰：《人间世》篇虽已转向内心，但总体上说，还是相当注目于外部世界的，可以说，此篇内心、外在两个层面的阐述，其目的都在处理好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小心谨慎地防止受到伤害。而《德充符》篇就不一样了，它所写的人是已经受到伤害的，它所注目的是受到伤害以后如何生活的问题，它以“德”作为人生的支撑点，这同《人间世》“求无所可用”的意趣已大不一样。应该说《人间世》比之《养生主》，确是转向了内心的层面，但还不完全，至《德充符》方才完全转向内心，并以明德作为这种转向之深入化的内容。这是因为在《人间世》中，木材之木式…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所见古代法中的司法理念与道德精神

从古史重建的角度看,清华简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清华简所载多为殷周时期的史事,史料价值可与《尚书》相媲美,一些文献不仅可以印证《尚书》等先秦古籍或周代金文的记载,甚至还能弥补相关记载的不足,并能纠正相关记载的错误.清华简对研究上古法律思想史也有重要意义.“求中”即寻求中道,反映了一种治国方法,“得中”即实现中道,反映了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而中道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是“中罚”,它体现了一种司法公正的价值.“明刑”或“慎刑”说强调了慎用刑罚的政治意义,它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明刑”也是周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一个司法原则.“明德”或“敬德”说强调了养成谨慎之德的重要性,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更是一种司法道德,具备明德的官员从事司法审判才会有司法公正.“天命”现是周代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立法和司法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天命;但周人又强调“以德配天”,只有有德之人才有资格获得天命——其背后的含义是:道德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立法和司法步入正途的决定性因素.总之,“天命”说为周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神圣根据,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荀子·王制》篇提出了“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作为儒法两家对立局势的破冰之人，荀子引礼入法，提出“法而议”的法律思想主张，宣扬兼重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最终选择以“法义”为代表的实质主义作为法律价值遵循。对于现代法治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下探究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对确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大价值。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上，“法而议”思想对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等具体操作也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尚书》之法性 ——中国古代道法学初步

《尚书》的义理所表达的是古之“彝伦”(常道)。从法学的角度看，《尚书》篇目本身可视作一套体系化的法律形式，作为上古之书，《尚书》的法学特点是因法律形式而言义理，很早就采用了道法合一、以宪统法的表达形式。《尚书》的形式、体系和内容都说明了它既是一部古老的法典，又是一部古老的法理学著作，还是中国古老的“道法学”在法律上最早的体现。     

中华法系罪刑相适应原则探源——试论西周中刑原则

西周时期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指导下,确立了中刑、中罚原则,主张在刑罚运行中坚持罪刑相适应.其主要体现在,它规定了自首从轻、疑罪从赦、宽恤刑罚的处罚原则,区分了故意与非故意、偶犯与惯犯(初犯与再犯),将犯罪动机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中刑、中罚原则的"中"指轻重适中,恰到好处,反映了"明德慎罚"思想在西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变化,是对周初轻刑思想的修正,开创了中华法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先河,是日后诸多刑法适用原则的源头,从中也能体察到现代刑法理论的踪迹,对考察中国古代刑法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内涵新释

犯罪是危害行为所承载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以及该行为所表征的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格三者的有机统一。犯罪具有四个基本属性：犯罪的行为性（自然属性）；触犯刑法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罚当罚性。法益说存在美中不足，犯罪的法律本质应该被解释为“主要是对特定义务的严重违反”。     

论庄子“乘物以游心”的精神意蕴

《庄子·人间世》中所提及的“乘物以游心”内涵丰富，充分反映了庄子哲学所蕴含的人生智慧。“游心”以“乘物”为基础和前提，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乘物”包含多层结构，分别是乘自然层面之物、乘躯体层面之物、乘社会层面之物、乘观念层面之物。“游心”可从三重维度加以理解，分别是齐万物、明生死、吾丧我。“乘物以游心”是以道心游世，表达的不是消极的避世态度，而是积极的应世精神。同时，“乘物以游心”深刻反映出庄子的处世智慧，即以平常心面对人世纷扰，做平常人；达人心、达人气以助人；虚己顺物，外曲内直。     

纯粹法学说中的“法律”、“国家”和“正义”

法律是调整人类相互行为的一种社会秩序,是以强制作为制裁的手段来对付对立行为。国家创造或实施法律,亦即以国家机关名义来执行任务的个人在创造或实施法律;国家是一种中央集权他的法律秩序,构成国家这种社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关系;但国家不是“法律的上帝”。纯粹法学说的任务在于分析实证法的结构,因此不能解答一种既定的法律秩序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正义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义并没有客观标准,它是建立在人们的主观情绪因素上的价值判断。二元论者把法律分为真实法与实证法,如卢梭认为法律是表达“普遍意志”、德国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渊源于“民族精神”、社会速带关系说则认为只有符合“客观法”的实证法才有拘束力;但是他们对所谓“普遍意志”、“民族精神”和“客观法”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确定的问题都没有提出答案,实际上只是以一种超级的法律来为实证法辩护而已。因此纯粹法学说坚持将正义与法律划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