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潮汕地区瘟疫流行原因与社会救助研究

清末潮汕地区瘟疫流行给潮汕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而此次瘟疫流行是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救助和防治,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同时提高了民众的防疫意识。     

两汉瘟疫分类的思考

两汉瘟疫发生相当频繁,整个汉代就是一个瘟疫期。限于当时科技和医疗条件,一旦发生瘟疫,很难防控。不仅染疾大量病逝,健康者也极易造成心理恐慌。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现状,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两汉瘟疫做一下重新的分类,以方便学者更好的研究两汉瘟疫。     

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

瘟疫文学是瘟疫流行后留给西方的直接“遗产”，在后疫情时代，瘟疫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被不断的重构和重新想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西方瘟疫文本中，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上有着诸多共享的症候,这些症候的存在既来源于对传统瘟疫文学的模仿与继承，也是瘟疫文学内在生成机制的表征，为西方“黑暗的文学经典”的重构和瘟疫叙事的文化塑形提供了生成力。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提升了人们对疫病的认知，起到了心理治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其成为人们进行反思的催化剂，使人们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聊斋志异》灾荒瘟疫描写的印度渊源及文化意义

《聊斋志异》对危害人类的灾荒与瘟疫,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蒲松龄写二牛相斗,为水灾象征和预兆,是李冰故事的一个变型或日简化,受印度牛崇拜影响。牛瘟描写,显示了蒲松龄博济众生的同情心。疫鬼认识,还与古代中医学的诊断术有关。疫鬼貌丑,体现了人的恐惧和厌恶。佛经描写瘟疫由外而来的思想,对于中国瘟疫天降、瘟神传播的思路是有启发的。印度早灾来自人世冤狱的信奉,对中国故事的伦理性质,以及人间善恶影响灾害、瘟疫使者的思路．也有促进。瘟疫及疗救方法,也启《聊斋志异》之先。     

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

岭南古代瘟疫流行主要集中在清代,尤其是光绪、宣统年间;疫情主要分布在岭南西南部以及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地区,疫情数量呈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疫情以鼠疫、霍乱为主。上述特点是在乾嘉以后岭南人口骤增、兵乱、经济结构变化、沿海对外交往频繁等社会背景下形成的。     

宋元道书所见瘟疫醮考源

瘟疫醮,又称"禳瘟疫醮"、"断瘟疫醮",乃系道门中人专为祛除或预防疠疫而举行的醮事科仪,其宗旨是为地方民众驱逐瘟疫、祈求平安。宋元时期道教文献中收录了古代民间瘟疫醮之翔实史料,其中包括瘟疫醮的起源、流程、神位、法信及疏文等诸多内容。这批珍贵的教内资料完整地记录了诸多道派对瘟疫醮的形式、流程及内涵的宗教理解和操作实践。道教文献中所见的瘟疫醮始于晚唐,宋元时已告成熟,其核心内容包括净坛、卫灵、请神、三献、送神、散坛等环节;其召请的神祇不仅有天地、山川等自然神,而且将年月、日时等时间概念神格化;仪式陈设的法信物品也随着社会发展而日渐丰厚和彰显个性。此外,宋元道书中收录的各类瘟疫醮疏文则体现出了不同道派处置瘟疫祅鬼时的两种态度:礼敬和瘟、强制驱逐。     

近600年来我国的旱灾与瘟疫

根据有关历史文献、气象资料、报表和地方志的统计结果 ,15— 19世纪 ,全国共发生旱灾 15次 ,总历时 4 9年 ,其中 14次有瘟疫伴生。北方旱灾 14次 ,13次有瘟疫伴生 ;南方旱灾 7次 ,均有瘟疫伴生 ,有 6次南北同旱。 2 0世纪 ,全国共发生旱灾 18次 ,其中 ,北方旱灾 17次 ,两次有瘟疫伴生 ;南方旱灾 11次 ,1次有瘟疫伴生。 2 0世纪的灾害发生率是前 5 0 0年的 6倍。该文指出 ,这是由于在全球工业化过程中 ,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产生了温室效应 ,使气候变暖、降水减少、持续冬暖所致。因此 ,该文建议加快实施西部开发 ,治理环境 ,实施节水、调水工程 ,提高防灾抗灾能力 ,以缓解南北旱灾和瘟疫的发生     

马克思的瘟疫观及后疫情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瘟疫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瘟疫盛行的根源在于资本对工人的疯狂剥削和压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在应对疫情方面暴露出不可弥补的缺陷,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化导致的医疗行业高度私有化,以及缺乏处理重要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执行力。中国始终坚持“人民生命至上”的原则,有效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蔓延,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表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综合优势,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效能得到充分体现。后疫情时代,在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分化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加深,受疫情冲击的叠加影响,资本至上与人民生命安全保障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资本主义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古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与基督教的兴起

古罗马帝国中后期, 频繁爆发的瘟疫使业已危机丛生的社会局面更加动荡, 而传统宗教——异教无以应对, 于是社会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根据早期教会史家的记载, 基督教徒在这个危机的时期, 大力宣扬超越利己的教义, 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救助行动。因此, 基督教的影响迅速扩大, 皈依者迅速增多, 形成了对异教的强大挑战。从这种意义上说, 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为基督教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加快了它战胜异教的进程, 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欧洲社会甚至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向。     

南宋后期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

宋代建立了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南宋后期,中央政府仍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采取了医学、经济、政治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大多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受宋金、宋蒙战争的影响,南宋后期军中和边境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显著增加。在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下,南宋后期社会各阶层继续沿袭了宋朝防疫体系的传统,其中派医诊治、施散药物、建立病房、隔离病人、掩埋尸体等依旧是防治疫病的有效措施。     

清季湖南疫灾与防治

清季湖南发生过多次瘟疫,其中最大的有三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社会恐慌,有的引发了反洋教斗争。一些有识知之士对疫病的起因和预防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西医西药的传入对防疫治病也有较大的成效。但对广大的贫苦人民来说温饱尚未解决,卫生和防疫不过是一种奢望。他们缺医少药, 不懂科学,遇疫仍不免乞求神灵。     

社会学视野下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

社会学与城市卫生设施建设关系密切。公共卫生设施影响着城市社会生活质量考评指标。考察社会经济发展,应该更加注重对环境、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产品的综合考察。因此,谋求社会和谐发展,必须关注自然、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卫生设施与人的相互关系。     

试论贺长龄治黔方略

贺长龄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在1836到1845年间担任贵州巡抚期间,他勤政爱民,致力治理贵州民族地区。他整肃吏治,缉匪安民;兴教办学,培养人才;重视农业,发展工商;公正处理贵州民族关系,禁革少数民族陋习,从而推动了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开发。     

元明清时期山东菏泽地区的蝗灾与治理

元明清时期,菏泽地区蝗灾爆发频繁而严重。蝗灾给本区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和破坏,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本区广大群众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积极与蝗灾作斗争,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应对蝗灾的宝贵经验,在预防、抵御蝗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天神赐佑”与“尽人之力”：清世宗“天人感应”理念下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雍正初年，清世宗在钱塘江海塘修筑中提出了“一劳永逸”的目标，并且为实现治水目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将海塘工程纳人到了“天人感应”理念的范畴。但是，“天神赐佑”、“非人力所能”与“一劳永逸”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从而对塘工修筑产生了深刻影响。意识形态与水利工程的交融，因此成为雍正朝治水政治的一大特点。     

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

文章就"丁戊奇荒"导致山西人口亡失的情况进行了重新估计,进而说明人口亡失对近代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炎姜、姬周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

古文献中有两个不同的稷神：一个是炎姜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二者之间为甥舅关系。炎姜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炎姜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不窑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以至于周先祖失其代数。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到夏代末年，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后稷弃又再次受到商人尊祀。     

历史学语境中的瘟疫

步入21世纪之后,鼠疫、流感等瘟疫时常在人类之间爆发。事实上,它们在历史上早已存在。那么,历史长河之中的它们表现怎样,从这种对瘟疫的历史考察中又可以得出怎样的启示。笔者力图就上述问题做一浅显解释,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云南部分志书中记载的沐英父子死因质疑

部分志书记载沐英、沐春、沐晟为明太祖、成祖赐死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为据 ,并结合封建文化背景和当时政治形势及太祖、成祖与沐氏父子的特殊关系 ,深刻分析其被赐死说的疏误 ,同时探讨了沐氏父子的正常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