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附有小字注,我认为此项小注即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者罗贯中之手,并曾据此考定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及写作此书的大致年代(参见我和马美信同志为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前言》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所载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其后,王长友同志发表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对我的看法提出商榷意见。我想,通过讨论,我们将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王长友同志和其他同行。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塑造的曹操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存最接近罗贯中原著面貌的一个刻本(说见拙作《<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这个本子所塑造的曹操,同毛宗岗的修改本是不尽一样的。由于毛本对明代《三国演义》的传本有很多的改进,成为清代以来最通行的本子(解放后刊印的《三国演义》也是这个本子),所以学者们研究《三国演义》,大多根据这个本子。但我认为,许多研究者根据这个本子的描写,再加上受到活在戏台上的形象的影响(戏台上的曹操是个白脸奸臣,比起毛本中的曹操,又简单化了),把曹操说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以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恶德,是有点偏颇的。事实上,在嘉靖本中,作者对曹操并没有全盘否     

“三顾茅庐”中的“玄机”——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据

"三顾茅庐"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是一个具有深厚意味的情节,刘备以礼求贤,心存虔诚的同时也是对诸葛亮的一场心理攻坚战;而诸葛亮则以退为进,前两次故意避而不见,以此作为对刘备诚心和仁者的考察。此即是"三顾茅庐"的玄机所在,而之所以被读者长期忽略,则是毛宗岗刻意修改所致。     

关于新发现的朝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新近发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活字本一册(第八卷),可以纠正笔者此前关于流传韩国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是周曰校甲本的见解,亦有助于对现藏于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的朝鲜刻本年代的认定.<朝鲜王朝实录>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指应是朝鲜活字本,不是翻刻本,其所使用的是从1516年开始到壬辰(1592)抗倭战争之前一直使用的铜活字(丙子字),其原本在中国刊行后,于1560年初中期在朝鲜被重新印出,它是韩国现存<三国志演义>刊本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部.另外,从版式、纸张来看,丁卯年耽罗刊记的朝鲜翻刻周曰校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并非翻刻于隆庆元年(1567,丁卯),而是60年后的天启七年(1627,丁卯).朝鲜活字本是以周曰校甲本为底本,参照了嘉靖壬午本,并进一步校勘的版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

由郭沫若同志发难翦伯赞同志响应的替历史上曹操翻案工作,近几个月在国内学术界鼓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大有益处的学术讨论,根据郭、翦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至少曹操对中国社会发展曾起过好作用,历史上的曹操不应一笔抹煞等等,看起来是没有疑问的了。讨论历史人物曹操,不免涉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舞台的曹操,郭沫若同志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认为迟早要把其中被“歪曲”了的曹操案翻过来,他说: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

本文借鉴现代叙述学理论,对明代嘉靖元年刋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该书的叙述人、叙速故事的视角及其运用以及该书处理时空的艺术特点等三个问题。     

关于《三国志演义》嘉靖刊本的几点思考

《三国志演义》版本的演变经过了六个阶段 ,现存于世的有两个嘉靖刊本 ,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歧异 ,但是基本骨架却是大致相同的。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民族特色(上)

本文就《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民族特色立论,首先对“演义体”进行了历史考察,追根寻源,探明“演义”的内涵;其次,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章回的结构艺术,反驳了西方某些汉学家对章回小说的误解,从而论证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体裁、结构方面所体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特征

前我言《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文以罗本为据。下称《三国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说的是它长于叙事的特色。如果要论其叙述之头绪纷繁而又经纬分明,有条不紊而又生动真切,在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恐怕要算首屈一指的了。作者在生动真切的故事叙述中,牵涉到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人物,许多谋臣策士、文臣武将的风     

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可以发现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人的认识与把握

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对人自身认识、发现和把握的深化过程。就中国小说史来看,对人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了一个由神到“人神”、由“英雄人”到“一般人”的漫长历程,对人自身日益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与小说自身的日臻成熟呈现为同步发展的态势。经过宋元以前小说创作的长期酝酿和实践,《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     

言与意——谈《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的语言

“言者,心之声也。”人物语言的描写是文学作品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有力手段。然而,在高明的艺术大师手里,语言又绝不是人物内心世界简单的传声筒。尤其是具有复杂性格的艺术典型,其语言与真实的内心世界之间,也往往呈现出种种复杂的关系。作家创作时,“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其心既立,出诸其口,则又因说话的时间、地点、环境、对象和自己心情的不同而有真有假,有深有浅,有曲有直,有隐有显,各尽其妙。如此,则不但“说一人,肖一人”,且同是一人,不同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历史记录——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倾向

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版本系统中现存最早的本子,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著。书前有庸愚子(蒋大器)的一篇序,写作时间是“弘治甲寅”(1494),这是我们确知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成书的最早时间,离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明朝(1368)的时间不过一百多年。我国古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尤其象《通俗演义》这种被誉为我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长篇小说的高峰的宏篇巨制,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故事流传、作家写作和“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的时间,最后才能印刷出版。按照这种情况来推算,《通俗演义》的酝酿和写作初稿的时间,大致在元朝末年,可能和有人所说的罗贯中“有志国王”、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时间一致。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女性形象的政治化伦理论化及其原因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可谓寥若晨星,然而,正如同书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一样,这些为数不多的女性人物,却也带有浓厚的政治化、伦理化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二是伦理思想的载体,三是出类拨萃的女中丈夫。当然,也有的女性,兼有上述两类或三类的特点。     

多重声部的审美世界--《三国志通俗演义》对话艺术试探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对话可分 3个层面一是人物形象之间的对话,能够折射对话语境,具有丰富的心理活动内涵,是小说艺术情境的主体部分;二是作者透过隐身作者与人物对话,体现出小说的价值观;三是以文本为中介作者与读者对话,对小说叙述形式和意蕴构成起支配作用,表现出作者的艺术创新精神.     

试论曹操性格的二重组合——读《三国志通俗演义》断想之一

《通俗演义》中曹操二重组合的性格,不仅表现在小说具体的描述中,即事件的历史进展中,更集中明显地反映在罗贯中的小字批注中。深入分析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批注,可以掌握和了解作者对于曹操二重组合性格认识的完整信息。《通俗演义》中的小字批注,除了章培恒马美信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前言》中较详细地运用于小说成书年代的考证之外,这些宝贵资料尚未运用于小说的内部研究。对照作品的实际描写和小说中的小字批注、引用诗文,我们是可以进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及原本管窥——试说庸愚子《序》的考据价值

庸愚子蒋大器《序》是今见研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其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云云证明《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其说“读《书例》曰”云云证明原本有《书例》,数句即《书例》佚文；《演义》原本正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蒋序本《演义》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嘉靖壬午本《演义》“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云云以前千余文字实非蒋序本所有,而是蒋序本《演义》以后,也许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的.     

论周日校刊本《三国志演义》插图的情感倾向

周日校刊《三国志演义》插图本通过图像内容的选择和联语的使用，体现出强烈的情感倾向，包括历史兴亡的咏叹、尊刘抑曹、对战争的态度、褒扬忠义、抨击奸伪等几个方面。     

《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刊载徐仁甫先生《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一文,认为《左传》的作者“决不是春秋时的左丘明,而是西汉末刘歆托之左丘明的”。本文就自己所见,与徐仁甫先生商榷。     

论《吴越春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本文考定《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主要生活于东汉前期 ,约为公元 35～ 90年间 ,《吴越春秋》则成书于赵晔生活的最后阶段。赵晔著史透显着东汉前期的时代风尚 ,而赵晔今文经学经师身份则是造成《吴越春秋》非信史特征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