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楚辞章句》篇次新探

今日<楚辞>篇次所见之系统主要有<楚辞释文>本及今本<楚辞章句>本两种.比较而言,<楚辞释文>本近古,但也非原貌.其中主要表现在<天问>的篇次归属上,根据<楚辞释文>本及今本<楚辞章句>本,<天问>篇次皆居于<九章>等前.但根据<楚辞>文本及王逸今本<楚辞章句>之内证,可以证明在王逸<楚辞章句>古本中<九章>等篇次当在<天问>之前.而据此在<楚辞释文>古本基础上重新厘定的新的<楚辞章句>古本篇次较之<楚辞释文>本与今本<楚辞章句>本都要显得更合理一些.     

朱熹经学诠释与楚辞学革新

传统观点认为,朱熹楚辞学自觉扬弃了《楚辞》研究中的汉代经学标准,实现了楚辞学从汉学到宋学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楚辞》文学研究的新篇章.但是朱熹的楚辞学新成就,却恰恰根源于其经学思想的变革.朱熹经学思想的"文道观""探求本义""沈潜反复"是其楚辞学得以树立新阐释原则和方法的根本原因;其经学"先体而后用"思想的成熟则促成了楚辞文体学的发展,实现了楚辞学从经学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的关键转折.朱熹经学思想与楚辞学的内在联系说明,从朱熹经学诠释的角度研究《楚辞》文学发展,可以从根本上理解朱熹楚辞学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内在原因,并进一步认识朱熹楚辞学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近20年《楚辞补注》研究综述

洪兴祖<楚辞补注>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楚辞>阐释文献.近20年来,这一历史上的楚辞研究专书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许多研究洪兴祖与<楚辞补注>的论文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为<楚辞补注>的研究拓宽了道路.从文献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及专书研究三个方面略作总结,有助于我们对此课题的整体性了解,使我们对<楚辞补注>研究的发展现状能有总体性的把握.鉴于当前的研究现状,对<楚辞补注>的研究应纳入"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并应该对此书在楚辞文化阐释方面的作用予以重视.     

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

李贺对<楚辞>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与偏好,他与屈原相似的遭遇、相似的现实语境,使他在情感上容易与屈原产生共鸣,这是他对<楚辞>接受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还与韩孟诗派对<楚辞>的继承有一定的关系.     

戴之麟《楚辞补注疏》评介

戴之麟是民国时期湖北钟祥的著名学者, 与赵鹏飞、关云门合称为"钟祥三怪"。戴之麟著有《楚辞补注疏》稿本12册计70余万字, 填补了《楚辞补注》专书研究近800年的空白, 在楚辞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戴之麟及其《楚辞补注疏》在楚辞学史上都有其不应忽视的地位。文章对《楚辞补注疏》的优点与不足进行了分析。     

论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在中国楚辞研究史上颇有影响。他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又有开阔的视野 ,既能站在较高的思想层次和文化层次上考察楚辞产生的原因 ,又注重对楚辞文本的研究 ,比较正确地评估其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 ,因此 ,他的许多观点以及研究楚辞的方法对后世的楚辞研究都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从上古神话存在形态看《楚辞》神话的兼容性

神话具有多种存在形态,处于变动之中,并有统一和整合的迹象.<楚辞>神话具有兼容性,存在许多其他文化的因子,是文化大融合的产物.上古神话的存在形态客观上推动了<楚辞>神话的兼容性.     

论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成就

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以宏大的视域对楚辞进行整体性研究.在纵向研究方面,藤野岩友紧扣楚辞,以"巫系文学"为理论框架,上挂下联,构建起中国文学的源流体系,向上追溯楚辞的源头;向下则归纳整理楚辞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而在横向研究方面,藤野岩友则除了将楚辞与日本同时期或者其他时期、类型相似的文字及文学形式进行微观的关联比较研究之外;更是以楚辞为基点,对整个东西方文化心理进行了宏观的关联比较研究.     

《楚辞》校证

利用<楚辞> 本文所据<楚辞>,以中华书局2002年10月印刷出版<楚辞补注>本为准. 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它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借助<楚辞>以外的研究成果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论先唐所传王逸《楚辞》著作之名实为《楚辞注》 ——兼谈其传播时间

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较早提出王逸撰《楚辞章句》的说法,此后学者撰述引用而无疑.但《隋志》等目录并未见"王逸《楚辞章句》"之所载;而汉魏晋南北朝时人称引《楚辞》时也无一例外皆不见称引王逸《楚辞章句》.而据李善《文选注》以及其同时代人著作来看,其所称引皆谓"王逸《楚辞注》"而已.且据《文选注》称引其它《章句》如薛君《韩诗章句》、蔡邕《月令章句》等著,以及其言《章句》与"王逸《楚辞注》"等并列而皆不言《楚辞章句》等作法来看,李善等所见王逸《楚辞》著作之书名实为《楚辞注》而非《楚辞章句》.且其著述始为人知当大致在范晔之世,而其初步与广泛流传则当裴骃与顾野王之时,至于唐初方取得权威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