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国家"与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先决条件,对经济自由权的保障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目标,即使在"行政国家"背景下,经济自由权也不会被社会权所取代.出于协调经济自由与社会正义的需要,现代法律正在产生着许多新的与近代法律不同的制度.为了保护经济自由,我国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论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有关问题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思想前提是西方哲学的自由传统、黑格尔的"理性"原则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的"人的解放"理论分为黑格尔理性思想影响时期、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时期、与唯物史观形成同时的成熟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内容虽各不相同,但"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则是其必然的结论.     

马克思的"个人自由观"探索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的“个人自由观”的三个问题。1、“个人自由观”的学理根据在于人类自由自觉的特性,它决定了:个人在经验性的维度上“选择”不同的个性;在时代性的维度上“选择”自我的意义;在历史性的维度上“选择”主体的超越。2、个人自由有其现实领域与真谛。现实领域包括经济自由、政治自由、道德自由、私域自由;而其真谛在于创造性的超越与对人类本能的“升华”和“压抑”的自我承担。3、个人自由的条件性决定了其不能割舍的责任性,这里的质底在于:唯有如此,个人自由才可能成为可操作的现实。而个人自由与其责任相对应,体现出个人选择的标准性。这标准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实践活动的内外尺度相统一”。     

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几个问题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存状态,不是人的应有的状态,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人自然的就自由、全面发展,而是说,在存在着分工和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可能自由、全面发展而是处于异化的状态,而在消灭分工和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能够扬弃异化,达到自由、全面发展。"自由发展"指的是人们活动的真正自主性,摆脱了人对人的依赖性和人对物的信赖性,人们活动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本质能力。"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就是"自由发展",是自由发展的目的和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可能达到自由、全面发展自己,不能把市场经济和"素质教育"理解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经济和教育,而只能理解为为消灭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历史条件。     

民国宪政史上的"经济民主"诉求及其论争

本文探讨民国史上"经济民主论"的思潮与宪政化模式,以展示中西宪政理念的互动及其塑造中国宪政文化的过程.从五四前后混合经济、产业自治、职业主义、计划经济的多元的"经济民主"思想,到三十年代民生主义话语下的"统制经济"思想,均影响了宪法文本的生成.抗战胜利前后,知识界一方面追慕英美的政治民主加苏联的经济民主,一方面表现为工商业界在"经济统制"的压迫下以"经济民主"的名义要求经济自由,表现出自下而上的"经济民主"与自上而下的"经济民主"的对抗性.对"平等"的倾慕高于对"自由"的向往,成为中国宪政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契约法中的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是意志自治原则在契约领域的本质要求,契约正义为调控契约自由的过度滥用,与契约正义相伴而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各自地位不相同。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肇始于古罗马法;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被绝对化,契约自由即契约正义;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契约自由受到规制,契约正义也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     

康熙"1692年宽容敕令"与浙江

康熙皇帝于1692年所批准的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议奏,在欧洲被誉为“1692年宽容敕令”,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在华‘正教奉传’之惟一官方正式认可之文件”。此后,中国天主教进入了“黄金时期”。实际上,“1692年宽容敕令”的出现,与浙江天主教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英国工业革命、国家管制与经济发展

从都铎王朝建立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结束,英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由国家管制向全面自由的转变。都铎王朝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形成了与之前封建碎化的状态完全不同的、君主对国家事务强有力的控制。而到工业革命时期,这种国家管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这种呼吁自由发展经济的诉求也体现在当时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思考之中,并逐渐应用于经济生活,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现现代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自由的环境。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思想论析

阿马蒂亚·森把发展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真实自由"或"实质自由",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他以"人类可行能力"视角分析经济增长,强调"人不仅是生产的手段,而且是其目的".他强调自由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是基于"评价性"与"实效性"的原因和理由.作为"可行能力"的实质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同时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工具性价值.他将自由区分为"过程"和"机会"两个方面,指出"过程"和"机会"都具有重要性,因此,要避免把注意力仅仅局限于适当的过程上,或适当的机会上.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以"五个和谐"促进云南和谐社会建设

影响云南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之间发展难兼顾、人与人之间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难平衡、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协调、多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任务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难处理等五个方面。因此,云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关键是如何保持经济与社会、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多元民族文化以及人与自然这"五个和谐",使五个方面的和谐因素得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不和谐因素得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