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面作战中白崇禧所用的策略(1933——1935年)

汪蒋合作后,广州四全大会在1931年12月15日举行闭幕时作出决议,结束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这表明无论南京局势如何演变,两广实力派仍将利用胡汉民作靠山,而以西南两机构为工具,继续与南京形成一个半独立的割据局面。蒋介石面临内忧外患,自然没有力量来对两广用兵。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     

我所知道的白崇禧

白崇禧与两广事变 胡汉民逝世引起宁粤关系激变 从1931到1936年,两广当局利用胡汉民作招牌,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关做门面,以攻讦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投降为口实,与蒋介石遥相对峙;南京政府因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牵制,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忧外患,自救不遑,对两广的武装割据局面,只好听之任之。     

论1931年西南倒蒋运动

1931年,胡汉民集团的孙派、胡派、粤系军阀联合桂系、汪精卫,在西南发动了一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倒蒋运动。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派系斗争的重大事件,对当时政局的变化影响颇大。本文拟对这场斗争发生的原因,倒蒋活动以及影响,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     

如何正确评价“两广事变”

1936年6月1日,由国民党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广州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府委员会开会决定,通电吁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同一天,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要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两广随即动员军队,向湖南进发.一时间,全国都为两广之举所震动.这就是“两广事变”,又称两广的“六一运动”.一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目前不少人都发表了评论,基本上认为是一次爱国进步的反蒋抗日运动.对于这种观点,本人不敢苟同,现就所掌握的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为争夺两广统治权的斗争激化,是导致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两广及蒋介石集团,它们作为国民党新军阀,曾经围绕两广及全国的统治权,前后斗争了八年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表面平息下来.1928年,当北伐军基本扫清北洋军阀之后,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爆发出来,基本原因是两广的强大已危及到了蒋的统治权.这只要看当时全国的军事部署就可明白;李宗仁控制着两湖,白崇禧部驻守天津——北平——山海关一带,属新桂系的张定藩控制着上海的军政大权,与新桂系有密切关系的李济深则控制着广东.与蒋有矛盾的冯玉祥扼有陕、甘、豫、鲁;阎锡山占据晋、冀、绥、察;     

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

两广地方实力派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 ,陈济棠是事变的发动者之一 ,但事变的发起者是李宗仁、白崇禧 ,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反蒋的决心。从他们发动事变的过程可以看出 ,两广事变实为一次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和斗争     

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二者在抗战中的军事合作,构成了国共两党军队并肩抗日的主体;抗战相持阶段,中共通过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中立,粉碎了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维系了中国的抗战局面;抗战后期,中共与地方实力派,尤其是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0年 9月 2 2日至 2 4日在南京召开 ,共有 1 2个国家和地区 1 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 1 1 0篇 ,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人物、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现根据上述分类 ,对会议简要综述如下。政治史。南京大学陈红民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 ,探讨了两广与福建事变的关系。日本中央大学土田哲夫利用国民党党员统计 ,探讨了国民党的社会构成、组织特征及其变化 ,研究了国民…     

再认识与新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地区胡汉民研究的新趋势

胡汉民是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性政治人物。然而,由于胡汉民坚持反共、反蒋的政治主张,胡汉民的生平史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海峡两岸学界研究的禁区。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才摆脱将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反动右派的政治标签,开始客观研究胡汉民的生平史事与政治思想。进入21世纪后,服务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立法思想与实践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发现与出版,胡汉民晚年所从事的反蒋活动的内幕,以及胡汉民晚年的心路历程,开始逐渐为后人所知晓、所了解。     

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

本文以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研究了1931年后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的三个阶段激烈反张、拉拢联络与松散结盟;揭示其关系演变的历史线索及其原因,指出胡汉民等人的争取工作对张学良的影响,并试图以此来剖析国民党内反蒋派联络的某些特征。     

论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的关系

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的三部曲,毛泽东等称之为“鼎足而三”。本文拟对这三次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国民党营垒破裂的开端──福建事变“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它代表着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首先进行抗日反蒋的双重斗争尝试。它成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削弱了蒋的制约抗日机制,打开了国民党营垒的缺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探析

1936年5月,蒋介石企图撤销两广籍以与中央政府对峙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以结束两广割据独立的局面。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粤桂当局不甘坐守待毙,于6月1日电呈中央,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领导抗日。次日,又以同样内容通电全国,随机将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发动了两广事变。对于两广的这一举动,蒋先用重金收买了陈济棠手下将领迫陈下野,接着集中力量进逼广西,李、白也毫不示弱,双方秣马厉兵,大有兵戎相见之势。但由于全国舆论沸腾,利弊得失又各有顾忌,经过各方斡旋,事变终以和平解决。对于这一事变,史学界似乎仅注其性质的探讨,而对其和平解决原因尚无专门研究,在此,我们谈谈对这一问题的几点看法。     

国民党再造派与《再造旬刊》

1928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反汪又反共的政治派别——再造派。它以《再造旬刊》为喉舌,公开阐明其政治主张:拥护胡汉民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反对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力主提高党权,削弱军权,限制蒋为党领导下的军事领袖;排斥汪精卫“左派”,鼓吹“全民革命”,攻击改组派的“农工小资产阶级同盟”理论;叫嚣“反共救党”;对外主张“拒俄”、“联英”、“反日”。     

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桂系与两广事变

1935年蒋介石成功改造黔局后,桂系面临中央势力的严重挤压。为因应时局,桂系试图与蒋介石展开合作换取对贵州的控制权,但在龙云反对下,最终难以实现,同时陈济棠与蒋矛盾激化,再起反蒋之心,最终粤桂联合反蒋。两广事变爆发后,其他地方实力派持观望态度,日本又强烈反对,两广深陷经济困境,且彼此猜忌。随着粤系土崩瓦解,蒋故意撤换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进退维谷,意图联络张学良、刘湘另立局面。此后局势逆转,桂系被迫接受和谈,但仍作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势力得以保存。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

“九·一八”事变后(1931——1934),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也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在奋起抗日的同时,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消灭异己的政策,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考察和研究“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对地方实力派认识及其策略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抗日民     

黄兴与1913年南京反袁独立

1913年6至8月,孙中山继辛亥革命之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史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国民党称之为“二次革命”。 1913年3月,袁世凯在国会召开前夕,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于上海车站。同年4月,袁世凯又与五国银行团非法签订二千五百万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积极准备发动旨在消灭国民党的内战。对于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孙中山坚决主张以武力进行反击,奈因党内意见分歧,迟至这年6月,当袁世凯悍然罢免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6月9日)、广东都督胡汉民(6月14日)及安徽都督柏文蔚(6月30日),并派兵南下时,始起兵讨袁。7月工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独立,18日陈炯明在广东独立,随后陈其美在上海进攻江南制造局,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熊克武在重庆,也先后率部分军队独立,兴师讨袁。在各地独立中,以李烈钧领导的江西独立和以黄     

试析当前国民党的分裂危机及其对岛内政局的影响

由于宋楚瑜独立参选台湾２０００年“总统”,使国民党面临自１９４９年逃台５０年来最大的一次分裂危机。此次国民党分裂危机对未来岛内政局尤其是“总统”大选产生重大冲击,不仅使当前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岛内政治势力也将进行新的重组,近年来形成的政党格局也将被打乱由此将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析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合作及"约法之争"

蒋介石和胡汉民的政治理念本质相同,都反对共产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主义,借"以党治国"之名,实现国民党党魁的独裁统治,他们的分歧只是由谁来做党魁而已。胡汉民在"清党"反共中充当蒋介石的工具,得以重返政坛,其后又协助蒋介石战胜了其它军阀势力。但蒋介石企图制定一个设置总统制的约法,由"国民会议"选举"他为"总统"。胡汉民为保住既得权力,只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坚决反对选举总统和制定约法。蒋遂不惜采取扣押手段来制止胡。蒋胡关系彻底破裂。     

略议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

1931年2月,国民党两巨头蒋介石与胡汉民为是否立约法发生激烈冲突,最后以蒋介石强硬扣押胡汉民收场,史称"约法之争"。史书大都认为蒋介石此举是"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合法外衣"。笔者认为,仅以其独裁意图为他与胡的"约法之争"作定论,未免过于片面。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不仅有个人权力之争,也包含有与胡汉民不同的政治态度、或者说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之争。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